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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步入合唱阶段: 深耕东盟投资机遇

第一财经 2019-04-12 15:05:02

作者:林洁琛 ▪ 段思宇    责编:郁赟

近日,在由新加坡大华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联合举办的“领航丝路联动东盟”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聚焦“一带一路”新动态,围绕东盟新的投资机遇和方向展开讨论。

自2013年初被提及、2014年成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一带一路”今年走进第六个年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在即,“一带一路”携着五年的经验与成果,正开启新的征程。

近日,在由新加坡大华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联合举办的“领航丝路联动东盟”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聚焦“一带一路”新动态,围绕东盟新的投资机遇和方向展开讨论。

“合唱”阶段,投资更加双向

《“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19)》(下称《报告》)显示,过去五年,中国已经和80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有87个国家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达600亿美元。

如今,在世界局势多变、全球化面临新挑战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开启了新的合作模式。在2019年博鳌亚洲论坛中,中意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为“一带一路”的新征程开了一个好头。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学术院长傅军就在论坛上称,开展五年多来,“一带一路”,从国际角度分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在于“一带一路”由单唱、独奏走向了“合唱”。

傅军进一步称,“一带一路”变得更加双向,在经历全球布局、产业布局之后,“一带一路”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企业布局。而在企业布局方面,中国将“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合作共赢。如去年召开的上海进口博览会,就是将外国企业请进来的良好渠道。

此外,傅军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还提及,“两会”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就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做出明确规定,为外国投资者加强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保护,迈出了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重要步伐。

而在“走出去”方面,过去五年,中国企业收获了丰硕成果。《报告》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水平逐渐提高,从贸易额和贸易占比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呈持续上升趋势。

数据显示,中国境内投资者在2012年到2017年间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807.3亿美元。其中,2017年全年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大约3000家境外企业直接投资了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中国同期对外直接投资量的12.7%。

而从投资的流向来看,《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投资模式以跨境并购为主,近年来,跨境并购正在逐渐取代绿地投资成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的主要方式。

不过,在“合唱”开启的同时,全球贸易不确定性的增加也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多挑战。大华银行集团机构银行服务部董事总经理许洲德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称,目前全球大环境发生变化,一是数据和数码的变化,二是国际形势的改变,三是贸易摩擦的出现等,都给全球贸易环境带来了不确定性。

在不确定因素增加的背景之下,“一带一路”已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阶段转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全面推进阶段,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又有哪些投资机遇和不确定因素?

投资东盟新阶段,全方位、更多元

作为起始点,东盟国家是“一带一路”合作的深耕区,已取得不少早期收获,如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开建,激活泛亚铁路网等。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正不断推进,随着东盟国家的发展,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有望更加紧密。

大华银行环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部研究主管全德健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称,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过去签订了自贸区协定,又在去年完成了自贸区协定的升级,说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及投资流动量十分巨大。

2018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15年来,双方关系从快速发展的成长期迈入提质升级的成熟期,进入了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贸易数据,2018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5878.7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连续8年成为继欧盟和美国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未来,东盟的增长前景仍然广阔。傅军称,在东盟地区,尽管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农业占经济比重较大,但像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已经慢慢进入工业化生产时代。“加上两端的‘10+3’,即东盟和中日韩,以及东盟和美国的‘10+1’,工业化正处在爬坡过程中的东盟地区有着很大的增长点,经济前景看好。”傅军说道。

此外,傅军还从城市化的角度分析了东盟的增长点。在他看来,东盟目前的城市化率大概为50%,也就是约有3亿人生活在城市;而到了2030年,这部分人群应该会再增加2亿人,届时城市化率将达到65%。这也是决定其增长前景广阔的重要因素。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新加坡分行副行长彭琨列举了几个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的项目,如中铁集团在新加坡承接地铁项目、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设立第一家海外分校、民营企业在印尼设立了产业区,拥有整条供应链产业链等。他称,从上述几个案例可以看到,东盟国家辐射近7亿人口,行业、产业层次深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均有涉及,给中资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创造了很多机遇,如食品类产业中的小吃和零食等。

金杜律师事务所金融部负责人周昕则提到了东盟的资源和产业优势,他说道,“投资人在这方面会有一些多元的选择,另外,近两年也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向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国内投资人把在中国的优势跟当地资源相结合。”他也透露,“从很多风险管理方式的角度来看,防范风险的手段反过来也是一种机遇。”

另外,周昕还提及清洁能源领域。他称,有国内企业到东南亚发展光能发电,因为东南亚的日照和气候条件能满足发展需求,所以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机遇。

风险与机会并存

围绕“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前景已不言而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东盟国家的响应,中国企业在迎来投资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包括政治因素、法律因素、经济因素等在内的多重风险。

政治因素一直被视为投资东南亚风险因素中的重要一环,多元复杂的政治结构以及风波不断的政治局势,给投资者带来了不确定性。但近年来,这种负面影响正在缩小。全德健表示,最近几年东南亚政治上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像以前那么大。

他称,近段时间,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大选对民生影响削弱,进而对企业的影响也在减小。“每一个政府都知道,如果政治对民生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它也会影响到自己政府的地位。”对于政治风险,全德健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建议,投资者可通过不同的手段和形式进行预防和控制,如通过法律条文保护自己的利益等,但若是因为政治风险太高就却步不前,这样就会错过很多机会。

法律因素方面,周昕认为,中国企业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一些失败案例均与法律风险相关,一些企业在投资初期并未注重法律风险。

他举例称,“曾经在东南亚某国,有一个矿场项目,从矿场到港口,都由中方企业投资修路。但是企业没有注意到这条路中间会经过一种螃蟹的保护区,当地政府不批准这条路通过保护区。”周昕称,法律风险可能是一艘船的底板,一旦出现问题往往是颠覆性的。

经济风险方面,投资东盟国家面临的经济风险主要有通货膨胀风险、外汇风险、债务风险等,例如,通货膨胀问题对国家经济以及国际投资会造成负面影响;汇率波动则影响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等。

大华银行(中国)环球金融部主管杨瑞琪在论坛上提到了外汇风险,他称,尽管近年来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抵御外汇风险的能力比以前强,但过去几年,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仍出现贬值,原因是美元处于加息通道中。

除了政治、经济、法律法规外,彭琨补充了关于劳工政策的风险。他表示,中国企业在东盟和国外进行投资时,聘请当地的员工数往往超过外派同事,而由于各国对于劳工的政策、法规要求不同,导致企业在雇佣、解雇、奖惩等方面也遭遇了各种麻烦,“这些麻烦可能比政治、法律等因素更难处理。”他称,企业需要做好功课并有预案。

银行金融服务升级 助力企业掘金东盟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东盟已越来越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之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及东盟经济的快速发展,双方合作将进一步深化。

但同时,亚洲经济增长放缓、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增加也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挑战。如何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成为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思考的课题,而银行作为主要的金融服务提供者,正助力企业挖掘新形势下的东盟投资机遇。

在近日由新加坡大华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联合举办的“领航丝路联动东盟”论坛上,多位与会专家表示,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时,需明确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妥善做好风险防范工作;此外,对于银行而言,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时,核心业务同样是风险管理。

企业“走出去”,管理风险是关键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并首次提出“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以及监管都不尽相同,那么,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学术院长傅军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建议,要妥善做好风险防范工作,企业可以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纵向或横向寻找战略合作伙伴。另外,还需明确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傅军称:“走出去的企业无非是三类,一类是服务型企业,一类是生产型企业,一类是贸易型企业,不管哪一类,都需找准自己的优势。”

大华银行环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部研究主管全德健亦提到了风险控制,他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居多的背景下,企业应该分散市场风险,如开拓新的市场、寻找新的增长板块等,“比如制造业就是一个增长型板块,还有销售、零售,也是很大的板块。”

大华银行集团机构银行服务部董事总经理许洲德则认为要看重供应链的存在,他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称,现在出现了一些反全球化的现象,企业对外发展时需注意这一趋势对整个供应链的影响。他建议,企业应在供应链上分散风险,而这也将给东南亚和中国带来不同的商机。“现在不只是中国企业,只要是在中国运作的企业,大家都在观察生产链的布局,我们要重新看待。”

浦发银行国际业务管理部总经理任军认为,企业“走出去”还需考虑资产配置。这涉及在境内、境外不同的币种、不同的时间周期等。“目前汇率波动,企业可以按需求调整资产配置。”另外,他还提及,当下对于长期投资,包括海外并购,企业可能会有所顾忌,因为有不确定性,但仍然可以考虑短期限的产品。

银行升级服务,提供综合金融方案

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需要重新考虑生产链的管理,也就是进行市场风险的分散管理,银行则可发挥自身在当地的优势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相应服务。

许洲德表示,在全球化的新格局下,经济、技术、数码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一些国家在数码层面的发展界限已经模糊,“对于企业来讲,这是一个契机。企业应从生产链的角度将不同领域串联起来,分散其主体风险。”他称,基于此,银行可根据企业的布局开展业务,为企业配套适合的方案。

任军也认为,随着企业在东盟市场的布局越来越广,企业的金融需求更加多元化。“前几年见客户谈论较多的是银行能给的贷款额度,而近期客户问得更多的是,企业布局要进行调整,银行能提供什么样的金融解决方案。”

以大华银行服务的一家中资企业为例,大华银行(中国)环球金融部主管杨瑞琪举例称,该企业拟从马来西亚进口榴莲,但当地供应商要求以马来西亚林吉特支付,而非美元和人民币,原因在于马来西亚企业收到外汇后,要在短时间内把75%的外汇换成马来西亚货币。考虑到这一因素,大华银行依靠东南亚货币一站式服务帮企业迅速解决了问题。

此外,还有一家国内的手机出口企业,计划将手机出口到泰国,原本企业出口账期是一个月,结算用美元,但大华银行建议用泰铢结算,因为泰铢对美元远期市场升值,如果以泰铢结算,一个月可以换取更多的美元。另外,下游批发企业也愿意用泰铢结算,不用承担外汇风险。

杨瑞琪称,大华银行已经服务了不少“走出去”的企业,帮助它们兑换货币、锁定收益、申请贷款等,整体来讲,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并且规避了外汇风险。

另外,任军还提及,虽然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非常快,但在投资和融资等软环境上还有待提高,“中资企业在东南亚布局会担忧现金管理、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银行可以提供解决方案。”他称,另外,银行也可以帮助企业进行并购业务,近期由于商誉减值等问题的出现,使得企业在并购上更加注重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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