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罗奇：美国对全球102个经济体赤字，国民储蓄率过低是硬伤

近日，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全球102个经济体存在商品贸易逆差，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储蓄率过低，并造成投资失衡，“可惜，华盛顿的政客从未厘清过储蓄、预算赤字和贸易逆差之间的关系”。

作为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有着多年在华工作经验。在他看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谓中国存在“强制技术转让”的报告缺乏实质证据，甚至可以说是低估了在华海外企业多年的行商智慧。

他呼吁，中美对话应当从市场准入、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互联网安全和构建对话机制等四方面入手，打破僵局。罗奇认为，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韧性远大于美国单方面施加的压力，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

对华贸易赤字源于美国国内储蓄率过低

第一财经：特朗普多次宣称要降低对华贸易赤字。事实上，美国同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经济体，在过去许多年间一直存在贸易逆差。赤字也并没有阻碍美国经济增长，您认为减少贸易赤字的必要性何在？

斯蒂芬•罗奇：遗憾的是，包括特朗普及其前任，以及国会议员们，都未曾从经济学角度正确理解贸易赤字。在经济学课堂上，我首先会讲授给学生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投资等于储蓄。过去30年，美国国民储蓄率持续走低，为保增长，美国不得不从海外“进口储蓄”。吸引资金的代价就是美国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和多边贸易逆差。2018年，美国对全球102个经济体存在商品贸易逆差。

可以说，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只是美国多边贸易逆差和储蓄率萎靡问题的一种呈现形式。如果不解决美国国内储蓄率过低的问题，对华加征关税只会增加企业成本，给美国消费者“增负”。多边问题不可能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这是行不通的。

第一财经：您近期撰文提到，在里根总统上任仅三年时，美国国民储蓄率从7.8%降至3.7%，并认为储蓄率过低才是美国经济面临的更大问题。

斯蒂芬•罗奇：里根总统时期实施的大幅减税，使储蓄率严重降低，并加大财政赤字。上世纪80年代初，对日贸易逆差占美国与各国逆差总额的42%。于是，美国开始打压日本，并将制造业就业流失等一系列问题统统归咎于日本。

事实上，政客们根本没厘清过储蓄、预算赤字和贸易逆差之间的关系。今时之中国好比昔日之日本，这次他们试图将错误统统归咎于中国。

美国政府应该做的是控制财政赤字，通过提高储蓄率，将更多投资用于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制造业产能、鼓励科研研发和教育投入，以此提升美国的竞争力。相比之下，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好很多。

今年一季度，剔除通胀因素后的美国国民储蓄率低得可笑，仅为2.4%。过去30年的均值为6.5%。美国已经没有投资未来的资本了。

特朗普宣称其减税计划将有助于企业扩大投资，现实情况却是企业将资金用于股票回购而非扩大投资。要知道，企业的投资策略是基于对未来商业增长的预期，而特朗普随后发起的多轮关税政策恰恰严重打击了企业对未来增长的预期。

“强制技术转让”犹如质疑美企高管智商

第一财经：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驳斥美方对中国存在强制技术转让的指控，能否再详细谈谈您的观点？

斯蒂芬•罗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中，对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的指责，其基本逻辑是：美国企业为了在中国开展业务，必须在与中国企业的合资框架下进行，而合资协议中可能包含专利技术转让。

我们必须厘清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达成的合资协议是自愿性质的，没人强迫这些美国企业。

第二，合资协议是本着伙伴经营关系订立的。其中本身就包含了人力资源、企业战略、供应链和专利技术等的共享，这就是所谓的合伙做生意。

第三，在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的指控中，强制技术转让的关键是其“强制性”。总共181页的报告中，他在第19页上承认上述“强制性”指控缺乏实质证据。他所依据的不过是一些贸易团体的调查报告。

最后，很关键的一点是，美方指控的美国企业被迫进行关键专利技术转让，简直是在质疑美国企业和管理团队的智商。我曾在摩根士丹利的合资企业中担任多年的高管职务，也认识不少在华海外企业高层，这些人才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该保护什么，该共享什么。

因此，我认为美方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重启双边投资谈判打破僵局

第一财经：当下的僵局如何打破？

斯蒂芬•罗奇：我认为可以在四方面下功夫。

第一，市场准入。重启双边投资协定，将有助于两国加大市场准入和透明度。美国和中国分别与42个和145个经济体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持续了10年时间，在奥巴马任内已接近达成，而现在被束之高阁。

第二，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可以减少储蓄，而美国需要增加储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国贸易顺差和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

第三，互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是一个全球性议题，而非双边议题。中美应抓住这一机遇，引领一个全球性互联网安全协议，构建包括网络入侵和建立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等的综合指标。

第四，双边对话机制。我们需要一个持久的机制，涵盖双方的相关领域专家，致力于解决中美双边问题上遇到的挑战，从而促进中美关系在经贸和安全领域的建设性发展。

第一财经：如果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正站在了十字路口，我们将何去何从？

斯蒂芬•罗奇：事实上，我认为多边贸易体系的韧性，要远大于美国单方面施加的压力。确实，多边贸易体系的全球化和开放进程正遭遇到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威胁，但我认为全球化的进程，资本、人力和贸易的跨境多边交流是无法阻挡的。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将继续存在，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