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战地女记者拍了部纪录片，许多人看完想去芬兰重新上学

芬兰一家康复服务中心里，一位老奶奶握着笔，认真地画着素描写生。周轶君看了许久，好奇地问她是否学过绘画，老人笑着摇摇头，说自己只是从小喜欢画画而已。

“她们画画不是用来彼此竞争的，所以可以用更有创意的方式去画画，可以在纸上自由地表达自己。”听着芬兰老师的解释，周轶君突然感触落泪，像孩子一般，被身旁的老师搂入怀里。

正在优酷独播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里，这一幕同样让许多观众感动流泪。“好想去芬兰重新上一次学”，“生活在芬兰，没有否定、焦虑和不安”，“小时候常被说唱不好歌。老太太的爱好不受人评论，这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宽容和鼓励，太棒了”，在弹幕里，类似感同身受的评论很多。而在豆瓣上，《他乡的童年》也获得9.2分的高评分。

第一次当纪录片导演，周轶君就以教育这个令人充满焦虑的话题，促成了一次情感连接与观念反思。关注纪录片的不仅是家长，更多是反思自己成长经历的年轻人。

过去的周轶君，曾行走于世界各地。她曾是全球唯一驻巴勒斯坦的战地女记者、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国际议题作家和脱口秀节目《圆桌派》常驻嘉宾。但这一次，她以两个孩子母亲的视角，带着自己的好奇和疑惑，探访日本、芬兰、印度、英国、以色列和中国，从“社会”这个更大的面向，寻求关于教育的启迪。

她试图在旅途中寻找很多答案。为什么日本人做事追求完美，奉行集体主义？芬兰学校不考试，为什么孩子在国际测试中成绩那么好，并能诞生闻名全球的创意设计？印度资源不平等，公共教育也不值得称道，为什么世界500强企业中印度裔CEO会占据30%？以色列为什么会成为“创意之国”？闻名全球的英国贵族式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提倡传统文化的中国，能为未来的世界贡献出什么？

对全世界的家庭而言，教育都是共同的难题。对周轶君个人来说，《他乡的童年》既是她以母亲身份进行的“解惑”之旅，也是她重新审视自我的历程。

“我们上一代人，包括我过去，太轻易就跟孩子忠告说，你做不好这个。”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周轶君说，中国教育时常轻易地打击孩子，毁掉孩子的好奇与信心。芬兰教育最让她感动的是，老师关注每一个人的内心，并避免竞争，“我们相反，只关注跑在最前面的学生。所以你会看到一些学习道路上走得很好的人，能找到好工作，但最终会因为没有真正的爱好而变得空虚，心灵枯萎，这是最悲哀的。”

行走的过程中，她看到许多不可思议的教育观念。

日本大阪莲花幼儿园的孩子们光着脚丫、衣着单薄地在操场上奔跑，不但是为了取暖，也是尽情释放能量。校长告诉她，“孩子是父母的老师，父母与孩子之间并不是支配关系”。日本孩子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学做家务、学种蔬菜，各种生活自理能力都很强，从很多细节上，被教育不给别人添麻烦。

芬兰孩子在高中前几乎没有考试。纪录片里的学生们，穿着怪异服装出现在课堂上，或是坐在健身球上听课。芬兰特色的森林课堂，并不是带着孩子们学野外生存技能，也不是学拗口难懂的植物名称，老师只要求他们闻闻树木的味道，凭空想个名字，任意表达自我。面对某学科不感兴趣的孩子，老师先是发掘他们的闪光点，继而反思自己的教学方式是不是缺乏吸引力。

周轶君也发现，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家长那样焦虑。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温妮斯蒂·马丁曾以一本《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揭示纽约上东区妈妈的群体焦虑。在曼哈顿上流社会的精英阶层，母亲必须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完成一场教育的战斗。

在中国，“海淀妈妈”、“顺义妈妈”同样是媲美纽约上东区的群体，在顺义的富人阶层，为保持阶层地位而进行的超乎常人的育儿战斗，同样激烈、荒谬而疲惫。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很多妈妈心里都住着一位‘顺义妈妈’，很有共鸣。”周轶君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国家的中产阶层的群体都在迅速扩大。这个群体往上一步很艰难，而且害怕阶层下跌，“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是，上层和底层对于教育不太焦虑，就是中产阶级最焦虑。我们这一代父母，没有前一辈的经验可以借鉴，而社交媒体传递的都是别人的完美生活和狭窄的成功定义，制造出更多焦虑。”

反观自身，周轶君的教育观念也沿袭自上一代，“我也不可避免地带着竞争的影子和惯性，总会想，孩子还能不能做到更好。”在拍完纪录片之后，她想得更多的是，父母要接受孩子的平凡，不要控制，不要有太多期待，做好平衡，“最好的教育，在于大人也变成学习者，不要停止成长。”

去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公布，未来几十年，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大量工人所拥有的技能将被自动化机器取代，人类或将失去8亿个就业机会。

“未来不再有标准答案，很快就不再有稳定的高薪职业。我们都将生活在世界各地孩子们创造的未来之中。夸张一点说，教育，也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周轶君说，每个人都会思考自我跟世界的连接，从这个意义上，教育跟一切相关。

“我拍这部片子，不是说我找到了最好的办法。而是我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想法有所改变。如果我可以做到，所有父母都可以做到。给孩子平等和尊重，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周轶君说，她只是一个为自己解惑的母亲，她的旅程终点，希望能成为观众思索教育的起点。

对话周轶君：无论孩子上多少兴趣班，都教不会他们面对未来的能力

第一财经：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中，最让人感触的是芬兰教育，他们一直被视为欧洲乃至西方的榜样，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之一。他们的教育完全是“去竞争化”、均衡的，注重生活价值的。反观中国这种强调竞争的教育系统，你是否有一些思考？

周轶君：其实不只是今天，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我们是一个泱泱大国，选拔顶尖人才的方式，一直是竞争式的。无论是过去的科举制度，还是现在的高考，都需要选拔出最好的人才。这也导致我们都想做最好的，不是那么拔尖的孩子，很多时候是不被光亮所照耀的。这也不能责备中国，我们人口太多了。

就算在欧洲，英国和芬兰也完全不一样。芬兰的人口数量只有500多万，每一个人都特别珍贵，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教育原则——不让任何孩子掉队，每一个普通孩子身上的闪光点都能被看到和发掘，老师会照顾到每个人的特质。

在纪录片里其实有一个部分没有呈现，英国人并不认可芬兰的教育系统，甚至会“黑”芬兰的教育，认为他们的模式不能引用。英国的教育资源也不平均，都集中在顶部，公立教育相对私立来说，并没有那么骄傲。

这几年，也有几百位英国老师分批到上海学习，怎么教数学才能让大部分孩子都能跟上进度，英国公立学校也想从“中式教学”中探讨，为什么中国孩子的数学成绩好。

考试这种筛选人才的办法，其实（在欧洲）从普鲁士王国时期就开始采用了，它能让人们最快地掌握知识点，当然这套方式今天看来其实是陈旧的。芬兰现在研究线上教育，采用通识教育，这其实就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私塾，没有具体的学科，但又囊括了所有学科。

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国情和文化决定了教育的系统，不同的社会历史状态，也决定一个国家形成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对于芬兰那种高中之前几乎不考试，或者说绝对的自由，我也持保留意见。

从一部纪录片，我们无法找到教育的最好方式，但我们可以理解和包容，可以睁开眼睛看看其他国家在如何教育。

第一财经：观察不同国家的教育中，你是否认为好的教育存在一些共性？

周轶君：首先，好的教育就是要把孩子看成平等、完整的人，他有自己的思考。教育是要激发他们自己去学习。我们要让孩子意识到，教育不是一个目的，而是要让孩子明白，学习是为了什么。尤其是离开学校之后，要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并且能思考自己的人生。

中国家长确实很拧巴。我们历来有对高考、对知识的崇拜，把教育地位看得特别高，家里有高考的孩子，最好什么都别做，只要学习。

从科举到高考，一直是一部分人改变命运上升通道的唯一办法。但今天的社会运作和分级已经变了，不能依靠这种方式默诵前人的东西，孩子需要宽广的视野。

第一财经：作为母亲，你自己的教育观念有哪些修正？

周轶君：未来的世界，更需要的是创意型的人才。如果孩子从来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也没有自己思考的能力，哪来的创意呢？所以从长远来看，需要我们的教育思路转变，从最根本放弃（对孩子的）控制。但这不是说父母什么都不要去做，在家庭这个小的教育环境里面，不如给孩子一些平等尊重和自主能力，让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许更好呢？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未来会面临很多来自经济、气候、环境的变化问题，下一代会面临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他们面对的环境会严酷得多。这也是我想说的，今天无论你让孩子上多少兴趣班，都教不会他们面对未来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