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来自哪里？

文章的缘起是我注意到的一种有趣现象：当经济增速下行时，政府的承受力、容忍度似乎比较强，而一向反对“GDP崇拜”和“以增长论英雄”的经济学家，则越来越多地呼吁政府要积极出手，保增长、促增长。

今年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为6.0%。近期和经济学家交流，发现不少一直主张结构性改革的学者，现在都把增长诉求放在改革之前，主张货币宽松，压低利率，扩张财政，中央政府加杠杆扩充总需求，增加对地方发债的容忍度，在环保和金融去杠杆等方面注重微调、不搞一刀切，等等。

在日益强烈的担忧下，你会发现，2014年提出“新5%比旧8%好”的学者，最近一直在呼吁降准降息。也有学者很认真地提出，全球债务率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各国央行都在走向“负利率+量化宽松”，以维持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暗示中国央行也应多印钱，多释放流动性。

政府为何没有用猛药？

从我的观察看，相比往年，今年政府之手已经比较积极。

先看财政。1~9月国债发行近3万亿元，同比增加12%；地方债券发行4.18万亿元，同比增加10%，其中新增债券已发完全年限额（3.08万亿元）的98.7%，很多地方已完成全年发债任务。新增债券分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国务院已明确可根据地方需要提前下达2020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且首次允许将部分专项债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的资本金，这样，更多基建、民生项目的资本金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来获得。

同时，前三季度累计新增减税超过1.5万亿元，新增社保费降费2700亿元，全年新增减税降费估计接近2万亿元。

再看货币。9月央行宣布全面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对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从之前的结构降准，到现在的“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宽松度无疑提高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政府可能觉得已经够积极，但民间和学者觉得还不够，特别是一看到增速还在下行，更觉政策力度不够。

现在的经济增速比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后2009年一季度的6.2%还要低，政府为何没有像2009年4万亿那样用猛药？

我想，一是就业还比较稳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前三季度为6.1%）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二是一些结构性指标表现得还可以（如服务业发展、最终消费支出对增长贡献率、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高技术产业投资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速、万元GDP能耗）。所以政府有压力，但并不焦虑，在稳增长同时强调保持战略定力，不搞大水漫灌，认为经济下行压力既有周期性因素，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不能变。

中速增长是合理结局

怎么看待和理解上述现象？中国经济的下一步究竟在哪里？

在回答之前，先做些国际比较。放在全球，中国今天的增速下行并不是大问题。

过去两个月我出了四次国，日本京都、东京，英国北爱尔兰，美国纽约，经常听到一句话，“这里几十年前就是这样了”，他们很羡慕中国的变化和速度。2018年日本经济增速为0.7%，英国为1.4%，美国最好，为2.9%。这些地方让我产生了“发达后社会”的概念，即它们若干年前就已基本实现现代化，虽然后来增速慢了，但社会仍在一个比较高的文明水平上运转。

拿中国和日本、德国和韩国这三个“二战后”的崛起典型来对比。

中国经济已持续增长40年，年均实际增长9.5%，同期世界经济增速是2.9%。在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1992~1995年、2003~2007年是两个增速最快的时期，增速全都超过10%，1992年和2007年作为峰值超过14%。2008~2011年为次高周期，增速分别为9.65%、9.4%、10.64%、9.55%，2012~2014年进入“7时代”（从2011年9.5%直接降到2012年7.9%），2015年至今进入“6时代”。

日本1955~1970年年均增速9.7%，最黄金的1966~1970年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1970~1979年平均为5.2%，除1972、1973年在8%以上，其余年份大多在5%以下。1980~1989年为3.8%，上世纪90年代后掉到1.5%左右。

德国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增速为年均7.9%，60年代降到4.6%，70年代为2.94%，80和90年代为1.85%左右，预计2019年为0.6%。

韩国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2000年的年均增速在8%以上，非常强劲，但2001年到2018年的18年，增速超过5%的年份只有4个，低于3%的年份则有8个，今年预计增速在2.4%~2.5%。

比较可见，中国增速在全球大国中仍属翘楚，逐步下台阶是国际规律，且中国下台阶的速度算不上陡。中速增长是合理结局。

如果经济增速的下行有客观性，靠简单刺激的作用并不大。中国到9月末的M2（广义货币供应）为195万亿元，是GDP的两倍多，M2增速同比增长8.4%，略高于1~9月的GDP名义增加值（7.9%），因此很难说现在的货币政策是紧的。前几年日本政府采取“直升机撒钱”的办法，向2200万低收入人群每人发放150美元，连到日本留学的外国学生也有一份，但他们拿到钱就存银行也不花费。所以老师在课堂上说：“经济学家说直升机撒钱可以刺激消费，你们现在知道了吧，拿到钱的人都揣进了腰包。”

我认同中国经济的潜力和韧性，但不相信单靠货币和财政刺激就能解决问题。

我们的信心来自哪里？

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主要来自三点：一是全民族的奋斗精神、创业精神依然旺盛，不想拼了、想安逸些的情况是少数；二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蕴含的客观潜力仍在（如下沉市场、人的城市化、城乡卫生教育等资源差距较大等）；三是整个经济中，好经济、新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资源配置的大方向是对头的。这里重点说一说第三点。

1．虽然实业辛苦，但实业中的好处正向优质公司集中。

今年前三季度，美的、格力、海尔智家的营业收入分别增长了7.37%、4.26%、7.7%，都是个位数。但从利润角度看，前三季度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9.08%，格力电器增长4.73%，海尔智家增长26.2%，伊利增长11.55%，青岛啤酒增长23.15%，说明产业集中度提高之后，行业利润更多向龙头公司集聚。

2．创新使很多新公司、大公司还在高增长。

喜茶2012年才在江门开了第一家店，目前在全国有超过300家门店，其估值是家乐福中国的1.5倍。小米用9年时间进入了世界500强。不一一讲述这些故事，但核心都是创新以及建立消费者黏性。

3．新生代企业和企业家正在成为主角。

曾几何时，BAT似乎是难以逾越的，但最近几个月，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市值排行，除了阿里和腾讯遥遥领先，第三和第四已经变成美团和拼多多。2019的“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共484家上榜，中国有206家，美国有203家，中国首次在数量上超越美国，北京也以82家超过旧金山的55家成为全球独角兽最多的城市。本世纪20年代的主角注定会交给他们。

4．科技创新进入应用加速期，数字化创新平台提升全社会效率。

中国的科技经费投入力度一直在加大，2018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近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8%，经费投入与GDP之比为2.19%，已超过2017年欧盟15国2.13%的平均水平。在AI、大数据、云计算、量子信息、激光技术、5G、物联网、机器人、免疫治疗和基因诊疗、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很多方面，科技创新与产业、社会的融合日益密切，在应用方面正在加速。

5．新消费不断涌动。

从物流到支付，中国消费的基础设施在不断完善。出生于上世纪80年之后的人口已经超过之前出生的人口，50、60后逐渐老龄化的银发族则是具备相当强消费力的代际，中国出现了多场景的消费结构。总体看，未来15到20年，中国有可能发展出一个两倍于美国的世界最大消费市场。

6．营商环境不断改善。

世界银行刚刚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称，由于大力推进改革议程，中国连续第二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排名前十。中国在营商环境方面今年已超越法国、荷兰和瑞士，在190个经济体中的排名由去年的第46位上升至第31位。

从以上这些角度看，中国经济中，好的部分，强的部分，新的部分，其比重是在增多的。这种“把好放在快的前面”的资源配置方向是可取的。“中速度，高增量，提质增效”是主流趋势，好公司、强公司、真正有价值的新公司，并不是结构性之痛的对象，而是受益者。

那么，是不是说，结构性改革已经很完美，没有改进空间了呢？也不是。

在这方面，我认同很多学者的观点，就是我们在政策、体制、具体执行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只有在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更好地同步解决体制性、观念性问题，才能使结构性改革获得更广的支持，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秦朔朋友圈”微信公众号，原标题：《落木萧萧下，花开在眼前》，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