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企业家精神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

12月18日，知名企业家柳传志宣布不再担任联想控股董事长，正式退休。作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第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柳传志的退休引发多方关注。

柳传志在中国企业界地位非同一般，他创业的1984年被称为“中国企业元年”，在2018年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被评是“改革开放第一代科技创业者和企业家的优秀代表”。

三十多年来，联想集团已成长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大企业，中国经济也在这几十年间实现飞速发展。可以说，中国经济能有今日之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家们创立的大大小小企业。或者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激活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统计数据显示，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目前贡献了中国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50%以上的税收，并创造了中国80%的城镇就业。而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小米、福耀集团等大中型民营企业，不仅创造就业和贡献税收，还成为了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

过去民企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很大，现在作用非凡，未来同样不可或缺，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民企承担着就业、税收以及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重担。如果说企业是企业家的“有形作品”，那么企业家精神堪称他们留给社会的“无形作品”。而要更加充分地发挥民企的作用，就必须更好地激发企业家精神。

近年决策层对企业家精神也十分看重。两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中央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地位和价值，乃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随即，马云、柳传志、牟其中、刘永好等企业家纷纷公开表态，赞许文件精神并乐见其成。其中刘永好谈到，最激励人心的是明确三个“依法保护”，即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创新权益和自主经营权。的确，良好的市场环境是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土壤，也是发挥企业家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的保障。

事实上，在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及外部环境日趋复杂的当下，激发企业家精神，让民企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至关重要，当然也有诸多需要致力的方向。

谈到企业家，一般离不开政商关系，尤其在中国。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古代商人阶级难以冲破对官场的依赖，而形成一股独立的创业力量。这种现象如今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这在近年扫黑除恶案例中表现尤为明显。

对此，需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创新政企互动机制，形成激励企业家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具体而言，要真正以市场需求、企业需求为导向落实“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公平监管、精准服务，打造亲市场、亲企业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同时政府要与市场、企业保持适当距离，对不该管的要依法放权、决不越位，着力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杜绝寻租设租空间。

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财产权利的法治市场环境，也不可或缺。法治的第一要义是对政府公权力的限制，给出政府与市场的合理界区。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企业家的合法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就很难有积极性去创新和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政府要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制定基本的规则方面更好发挥作用。

可以说，中国经济未来必须更好地发挥民企的作用，这就少不了要激发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