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中国现代化，还有高收入和发达两大关

“他去征程迢迢路多少里，他过五关斩六将是传奇，顶天立地纵横在岁月里。”歌中唱的，是忠义勇武的“武圣”关羽。

中国的现代化也要过五关：温饱，小康，全面小康，高收入，发达。

第一关，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努力基本实现；

第二关，世纪之交基本实现；

第三关，自2002年提出全面建设小康，2012年提出全面建成小康，今年即2020年，将会越过。

接下来还有两大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为便于进行国际比较，简称为高收入关和发达关。

雄关漫道，从头再越。

未来30年两大关

中国越过以往三关的主要动力，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改革开放前，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包括国防工业），其余方面则乏善可陈。

改革开放后，中国五力并进，势不可挡。

变化的关键还是思想观念变了。让人流动，城镇化才能发生；让市场配置资源，市场才能起作用；打开国门，信息流动，才能拥抱国际化。从本质上说，一个更加自由的，让每个人释放出更多创造力和积极性的中国，才可能是一个更加繁荣和强大的中国。

未来30年这两大关，经济含义是什么？

高收入关，就是要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且是比较普惠的高收入经济体；

发达关，即成为发达经济体，在创新方面成为“头脑国家”而不是“躯干国家”，在软实力方面成为“溢出国家”，“远者来近者悦”。

中国2019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逼近全球平均水平（1.13万美元，2018年），距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最新门槛值（人均12375美元）也已经不远。

这里要强调一下，12375美元只是门槛值。在2015年世界银行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为80个，它们的人口占世界的15.59%（上亿人口国家中只有美国和日本）。单就高收入经济体计算，其人均国民收入（GNI）约为4.3万美元，中位数约为3万美元。

如果只是达到高收入门槛，预计中国在2025年之前就可实现（给定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如果今后15年中国大致保持5%左右的增速，到2035年人均GDP为2.2万美元左右，比现在翻一番多。届时中国中等收入人口也将翻番达到8亿以上。

过了高收入关，中国的现代化将迎来最后的发达关。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目前的发达经济体（Anvanced Economies）有39个。这些经济体包括美国、加拿大、波多黎各；27个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

大致可以这样理解，高收入经济体中有一半是发达经济体。或者说，发达经济体是更高水平的高收入经济体，是“高中之高”，不仅人均GDP水平高，在人类发展指数、科技、教育、预期寿命等方面也表现良好。在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经济体中，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都有很高位置，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达经济体中，它们都没有位置。

纯粹从经济指标看，当中国的人均GDP在高收入经济体中超过一半的经济体时，自然会跻身发达经济体。但事实上，由于中国体量巨大，规模的溢出效应明显，那时的中国将成为有着巨大影响力和领导力特征的发达经济体。

中国过五关，确实是值得期待的一部史诗。

挖掘新动力

中国要过两大关，有潜力，有机会，但不会是坦途。

在跨越前三关时，中国有很多“开个口子就会井喷”的红利，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商品化、市场化红利，入世后的全球化红利，最近这十年的移动互联网红利，当然还有释放了30余年的人口红利。

而目前，国际环境在变化，“5G+AIoT”的效应不像移动互联网那么明显，城镇化红利也处在平台期，而老龄化、环保压力（注：中国单位GDP的碳排放是日本的5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等约束则日益明显。

很多人都觉得，从投资到消费到出口到就业，都不是那么有力。

一个典型事实是，这两年无论外卖还是保险，业务增速已没有以前那么快，但选择当外卖骑手和保险推销员的人数却在不断增长，人员增速超过业务增速，这表明不少行业都存在就业难，而餐饮是基本需要，保险是对抗不确定性的新基本需要，相对容易就业，但也预示了原有骑手和保险推销员的收入蛋糕会被挤压。

另一个事实是，三四五线的下沉市场这几年的确发展比较快，但主要体现为结构性的代替和升级，也就是很多品牌型、连锁型的企业下去了，代替了原来小散、低质、低效的供给。下沉市场在洗牌，但整体消费能力并没有很大提升，接下去能不能持续是一个新问题。比如一个奶茶品牌在中原一个县城能够开十几家，但一家一天的营业额也就是2000块钱。

最近和很多学者、企业交流，我们都觉得中国的动力不该这么快就不足了，应该还有不少新动力。但现实是，挖掘新动力并不容易。

这需要引起我们更深入的思考。

有的学者认为，这和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有关。中国的东西、南北、沿海和内地差异大，导致发达城市已是世界高收入水平甚至发达水平，但很多欠发达地方还在脱贫。有的欠发达地方目前的经济数据也存在虚报的水分。区域发展不平衡，底盘拖累大，导致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够，有一种拉不动的感觉。

有的学者认为，这和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公共品供给的失衡有关。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工家庭真正融入城市生活，2018年中国农民工有2.88亿人，其中到乡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有1.73亿人，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有1.35亿人，中国还有数千万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最少有一两亿农民工及其家人是应该在城市落户的。他们不能市民化，弱化了消费预期，限制了中国内部的制成品需求。

有的学者认为，全世界所有经济体在高收入化的过程中，都会经历产业结构调整，即农业人口在就业人口中占比下降，工业人口占比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后也会下降，只有服务业不断往上走。但一般来说，工业劳动生产率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是问题就变成，如何才能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服务业可分两类，一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如金融、酒店、商业），二是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服务业（如教育、医疗、政府服务），中国的情况是，市场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不断上升，非市场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却持续低迷。因此结论是，必须提高那些还没有充分竞争、还没有开放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有的学者认为，是整个经济社会出现了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在全社会的利益分配方面。金融好赚钱、资本赚快钱、房地产赚大钱、实体赚辛苦钱、小企业赚小钱，这样的局面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中国实业中不缺乏伟大的企业家，他们在其所处的细分市场中辗转腾挪、兢兢业业，但辛苦劳作的收入可能还不如倒卖地皮或割韭菜所得。如此局面并非市场之过，而是需要反观我们整体的制度环境。下阶段改革运行体制的最重要发力点就是要触及“体制性利益”，所谓“体制性利益”比过去讲的“部门利益”更复杂。

通观以上观点，我们看到，中国不是没有前进动力，而是前进动力遇到了失衡阻力，没有产生应有动能。

当然，还有大方向的稳定性、确定性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安心工程，不再赘述。

政府应逐步提高保障基准

如果说多种失衡制约了中国应有的发展，当下最应做的是什么？

是更多动用政府的手，进行财富再分配，损有余以补不足吗？

我的看法是，政府确应保根本，并逐步提高保障基准，但绝不能回到大包大揽、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

最近和一个“互联网+”的创业者交流，他刚把总部从老家迁到了上海大虹桥，原因是在老家创业，政府很多承诺不兑现，而上海说到都能做到，一对一，帮助他们申请高新技术资质以减税。中国很多地方的问题，是创业环境还不够好，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改变水土和气候，而是大搞平均主义，问题将更严重。“养懒”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远远没有资格闲着，或梦想能够躺赢。

当下这方面的迹象已经出现，且对人心已经造成影响。我碰到的从个体户、小微企业到名牌大学研究生，越来越多人羡慕体制内的生活，虽然也有很多付出，但旱涝保收，做到科级干部一年总收入也有10万以上，而如果创业，这相当于一年要做100多万元的生意，且保证净利润率有百分之十几，还不能有拖欠款。其实是不容易的，且社会地位、解决教育医疗等问题的便利程度都远远不及体制内。现在越接近政府之手的单位、机构和企业，得到的补贴、采购和专项支持越多，不少民企重新以各种名目染红自己（如挂靠等）。体制内身份重新获得了溢价，而不像历史上几次“下海潮”时，在社会评价中被折价。我之前在江苏某地级市调研时问过几位公务员，如果你们年收入十几万，和体制外的人结婚，他们年收入多少你才觉得般配？答案基本在50万以上。这就是很典型的溢价态度。

如果更多人开始图安稳，追求体制内赋予的安定感和溢价感，对创业和市场化经营产生风险厌恶，这真的值得警醒！但愿我的感受是片面的。

我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具备新的发展机遇，要闯过高收入关和发达关，需要继续奋斗，继续鼓励创业，鼓励创新，鼓励市场化、公平竞争的生产性活动；并从深层次上，系统地建设让创业者、奋斗者、劳动者感到有奔头、公平、值得的环境。而更多的体制化，很可能导致停滞不前的内卷化，这绝不是中国活力与远大前程的出路所在。

第一财经获授权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