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初开始的疫情让我们再一次真切感受到了白衣“战士”的伟大,在这场战“疫”中医生和患者积极配合。如今,用一位一线医生的话来说:“医者全力救治,患者全心信任。”
笔者发现近期有关医生的发布频频出现在微博、抖音、微信朋友圈等各类社交平台上,且以正向为主,医患关系回暖显而易见。笔者在微信指数中搜索“医生”一词,截至3月9日的指数为15173056,日环比增幅27.33%,在2月7日,武汉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离世当日,这一指数一度达到98096149,日环比增幅达到179.02%。输入“医务工作者”、“医患关系”等也均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微信指数显示出的热度情况来源于微信搜索、公众号文章及朋友圈公开转发形成的综合分析。
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就被网友亲昵地称为“张爸”,还有钟南山、李兰娟等专家也引起大家一致点赞,贴上了满是信任的标签。种种打气鼓劲的关心纷纷指向医务工作者。
不久前,笔者在上海多家三甲医院辗转发现,医院里井然有序。就医的人不仅表现出对医护的充分尊重,同时在医院内也自觉遵守相关规定。排队保持距离,几乎没有大声交谈,或是对别人的干扰。这种融洽的医患关系、平和的医疗环境令人感动。但如何让这种良性的关系持续成为常态呢?
笔者认为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在医患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政府在此次疫情中承担了确诊和疑似病例的全部医疗费用,从根本上缓解了医患冲突和矛盾。一位三甲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曾对笔者说道,医院每年都有创收的任务,那么就要求周转率高,这与患者的经济负担是对立的。
其次,医疗政策制定与实际执行中存在的偏差,也增加了矛盾。例如,乙肝患者用药,医嘱是让乙肝患者终生服药,但医院规定最多只能开两周的药。患者不了解这样的规定,就会把情绪强加给临床的医生。
笔者作为大健康产业的记者,经常要与医生打交道。医生们向来严谨,医护及他们的工作流程不透明,增加了患者对其工作的不理解。但包括在此次疫情中,患者对病毒的了解尚浅,从而更加信任和依托医生的专业知识和水平。医护形象也被诸多具体的案例生动形象刻画出来: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他们也有委屈、畏惧等等。
此外,医疗人员待遇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一个医学毕业生成长为主任医师,如果是本科毕业,至少需要15年;如果是研究所毕业,至少需要10年。时间的投入还只是一个方面,其他学术论文、考试、晋升流程等都让医生这一职业的发展充满挑战,然而待遇方面却并不完全匹配。
上述三甲医院医师就对笔者直言,要维持当前大众对医生的好感度,当然是要让医生很真切地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但同时也必须兼顾到医生群体的利益。医护人员提供的医疗服务跟其他服务性行业的服务不同。医疗服务的目的是治疗或治愈疾病,而不是在看诊的时候让你舒服就好。
记得不久前,笔者在看中南大学湘雅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生李仕晟写其用气切手术直面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呼吸道经历的文章时,他形容:“一个大夫的幸福就是这么简单:病人需要你!”
笔者理解的医患关系中,医生仅仅是一方。张文宏医生之所以能受大众喜爱,除了他是会说真话的好医生,也与其说话具有艺术性有关。同时,在成为全民“张爸”以前,他在感染领域本身就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医患关系的提升靠少数有影响力的医生难以实现,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短暂的。
在《众病之王癌症传》一书中,有一段对医生职责的表述颇为真实:“拯救某个病人并不是医生最重要的任务,虽然医生花费大量精力来拯救每个病人的生命,或者说至少尽可能地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拯救某个特定病人的生命,而是要找到方法去拯救所有人的生命。”
也许,对医患关系的期待,不应把期望全放在医生身上。
此次国会选举是对上台已近2年的尹锡悦政府的一次“中期考核”,将决定今后4年国会主导权归属,甚至可能影响现任总统尹锡悦还剩3年的任期。
韩国政府发布具体的扩招名额分配方案,意味着该计划已“板上钉钉”,无须再与医疗界商议。
规培制度在提高医生平均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在收入待遇差、劳动强度高、学习收获少等方面对医学生产生了不利影响。
韩国学者分析,医改是尹锡悦政府的重头戏,鉴于全球疲软的经济大环境,再加上国会改选临近,如果执政党在医改方面再度铩羽而归,那么将在选举中遭到重创。
这些年伴随着互联网赋予的影响力影响力,选择离开公立医疗体系的医生并不少,早年文字社交媒体兴起时,也有一些医生走红,决然离开体制,试图寻找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