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现身说法：英国为何在“大流行”后转变防疫策略

“我已经在宿舍发烧三天了。今天是第四天。” 伦敦当地时间15日傍晚，在伦敦大学学院（UCL）攻读硕士学位的留学生李同学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伴随着咽痛、高烧和剧烈而持续的咳嗽等症状，李同学按照指导拨打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的咨询电话111。“前天打了111，没有大家说的那么难打通，一次就拨通了”，她说，“但是电话那头给的回应是，你是年轻人，没有到65岁，而且目前看来只是轻症，只能在家隔离，他们也没办法。”

“如果有生命危险了，就请打999。” 电话那头对她说。

突兀的停课通知

3月13日，UCL校长麦克尔·亚瑟教授在学校官网发表声明称，有一位学生被检测为新冠病毒阳性，但这位学生过去10天里都在家中隔离。同日，UCL、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等伦敦大学的学生收到邮件通知，即日起停止线下教学。

决定在月底前飞回国内的王同学介绍说，目前UCL已经取消5-6月份的纸质考试，把所有课程的考核方式改为线上或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大量的论文也可能会被延期。

但直到正式收到消息前，校园里仍是一片风平浪静，讲座和研讨会都在照常进行。

就读于伦敦国王学院商学院本科二年级的留学生西子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3月4日校园内就出现了一例确诊的学生病例，当时学校发给全体学生的邮件中，称“虽然出现确诊病例，但卫生部认为我们学校的染病风险仍然很低，希望大家积极去上课”。

而当一门课程的讲师在4日后发邮件通知改为线上教学时，西子的外国同学中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只有几周教学就结束了，疫情能严重到哪儿去呢？”

“学校的确一直在给我们提供最新消息，当然这些信息和决策是与英国政府同步的。在前期和中期，学校一直声称的是没有问题、不要惊慌。” UCL政治科学学院的唐同学认为，在这种安然如故的气氛中，宣布停课的通知其实是十分突然的。但是由于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在中国学生眼中，学校的决定堪称“终于”停课了。

但即使在停课后，也不乏依然频繁聚会的学生。王同学解释称，外国同学受到媒体和政府的宣传影响，认为年轻人可以自愈，或这相当于一场流感，即使感染也能挺过去。

此外，不少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中国留学生透露，就算是来自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的留学生，也同样感受到了威胁。其中有不少在几周前还完全不担心英国疫情的同学，现在甚至表达了想返回意大利的想法，有的则已经飞回了意大利。

英国防疫政策的变化

据第一财经记者梳理，3月12日成为英国防疫政策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在此之前，英国卫生部门管控疑似病例的举措还相当积极。2月中旬，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的人数就上升到3000人，而直到2月底，全英确诊新冠的患者也仅有20人。3月初，英国政府发布了一份长达28页的疫情应对计划，将响应措施分为围堵、延缓、研究和缓疫四个阶段。卫生大臣汉考克当时称，政府没有放弃围堵病毒传播的的希望。3月11日，NHS还宣布，通过加强实验室的能力，社区的新冠肺炎日检测量有望达到10000份。

但就在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1日晚间将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宣布为“大流行”后，英国称其防疫阶段从“围堵”转移到“延缓”。这意味着政府认为发生大规模感染的结局无可避免。

在12日的通报会上，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伦斯（Patrick Vallance）称，进入延缓阶段的一个重大变化，将是建议咳嗽或发烧的人需要自我隔离7天。他补充称，在这一阶段要实施的措施“实际上相当大”。比如说，作为易感人群的7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尽可能在家隔离四个月以上，减少被感染的可能性。

自此，英国的检测策略转为消极，停止为轻症提供检测。除建议有症状或与确诊病例接触过的人居家隔离外，政府甚至不建议有症状的人致电NHS 111进行咨询，而是最好通过NHS官方网站查看建议。正如UCL发给学生的邮件中所写：“你不需要联系111告诉他们你正待在家中。也不要去GP诊所、药房或医院。”只有“感觉在家无法应对症状、状况变差、症状在隔离7日后仍未好转”时，病人才被建议使用NHS 111。

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后不久，因无法承受咳嗽加剧，也想再次争取检测机会，李同学再次拨打了111电话，但这次的电话语音提示是需等待一个小时。

英国为何停止检测轻症

在流行病学中，疾病暴发的速度对其后果十分关键。而流行病学家们最担心的是，医疗系统因突然暴发的疾病而变得不堪重负，需要住院治疗的人超过了医院的承载力。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足够的医院病床或呼吸机来维持生命，更多的人将会死亡。

英国政府首席医疗顾问惠蒂教授（Chris Whitty）称，根据建模，在接下来的10到14周内，英国的确诊病例数将迅速增加。这意味着英国疫情在5月底至6月中旬达到顶峰。

英国的医疗资源能够应付得了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吗？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卫生政策系教授莫西阿洛斯（Elias Mossialos）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欧洲国家的医疗资源分布并不与人口数量正相关。作为欧盟人口第三大国，英国的医疗资源在欧盟中并不突出。此外，英国的医疗体制中设置了广泛的初级医疗机构作为医院的替代选项，因此其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的承载力也较低。

根据莫西阿洛斯提供的资料，英国平均每1000人拥有的医生为2.8名，而在法、意和德国的数据分别为3.2、4和4.3。英国每千人平均拥有的护士数量为7.8名，德国则为12.9。英国每十万人拥有的重症病床数为6.6，在欧盟国家中排名末位。

该校卫生政策系副教授科斯塔冯特博士（Joan Costa-Font）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NHS的人手十分不足，且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这一情况会更加严重。

2019年11月的调查显示，自英国脱欧公投以来，已有10000多名欧盟公民从NHS辞职，其中包括近5000名护士。此外，从欧盟前往英国工作的护士也在减少。根据护理和助产士理事会数据，2016-2017年来英的欧盟护士有6382名，一年后下滑至805名。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媒体披露的英国卫生部门内部文件显示，由于实验室“承受着巨大的需求压力”，卫生服务部门无法应付大量需要测试的有症状的患者。因此，将仅对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人以及来自学校、养老院或监狱的聚集性病例感染者进行检查。

美国托马斯杰斐逊大学人口卫生分析师哈里斯博士指出（Drew Harris），减缓大流行上升的曲线可以减少任何给定时间内的活跃病例数，从而使得医生、医院、警察、学校和疫苗制造商有时间进行准备和响应，而不会感到不知所措。

“如果将医疗系统的容量想象成一辆有容纳限度的地铁，在高峰时段，这种容量不足以满足需求，因此一些人必须在月台上等待。但如果减缓了曲线上升的速度，相当于减少了高峰期的时长，并增加了你上地铁甚至坐下来的可能性。”哈里斯形象地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