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西方中央银行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设定通货膨胀目标以来,一些经济分析家——尤其是英国《金融时报》的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却不断呼吁将名义GDP作为目标才是更好的做法。作为衡量一个经济体中所有产出或支出的数值,名义GDP体现了一国实际经济产出与其相关价格或成本的结合。
在那些支持设定名义GDP目标的人看来,通胀这类消费者价格目标过于狭隘,对央行所服务的社会作用不大。而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到美联储的各大央行确实也在使用与实体经济挂钩的额外目标来作为通胀目标的补充,比如美联储就明确承诺在实现价格稳定的同时追求“充分就业”。
但那些获得正式通胀目标授权的央行中,全面的名义GDP目标设定一直都遭到抵制,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人们普遍认为在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影响存在延迟的情况下设定名义GDP目标将产生过度反应。由于未能涵盖滞后时间,此举可能导致通胀失控。但是这种假设其实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产物,当时的货币政策还遵循着前几十年的传统,允许出现长达两年的滞后效应。
其次,过去的GDP数据要等到计算得出之后数周(甚至数月)方才发布,这限制了对这些数据的使用,因为它们往往已经失去了时效。
但这种论点即便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暴发之前都已经变得毫无讨论意义。今时今日的数据分析已经实现了极大改进,一些国家的每周GDP估算值非常准确,还有众多专业预测者不断发布其他各式各样的高频指标,即使按周来计算GDP也并非难事。
但更重要之处在于央行其实一直未能实现其通胀目标。在过去20年的日本以及2008年以来的大多数西方国家,持续低迷的通胀、不温不火的增长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状况不仅削弱了中央银行的信誉,还引发了人们对它们是否仍在发挥有益作用的质疑。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来袭,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在对第一季度GDP进行初步估算后,许多国家的数字都比预期要差,令人忧虑第二季度的数据是否会更加惨不忍睹。正如许多评论员所指出的那样,因封锁措施导致的经济活动下降可能引发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收缩,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市场分析师警告说,本次衰退后的任何复苏再怎么样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种担忧虽然无可厚非,但却不一定是正确的。世界各地的央行已经打破一切桎梏,几乎拿出了所有可以想象的政策对策以防经济陷入困境。但在涉及长期复苏时,它们也不可避免地要去重新考虑其政策目标,毕竟基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统通胀目标设定,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起到任何作用。
相比之下,名义GDP的目标设定当前就变得特别有用,而且在其倡导者长期鼓吹的那些好处之外还增添了其他优点。首先,在英国这类由国家政府来决定央行设定哪类目标的国家中,基于2021年和2022年名义GDP趋势的新目标可以为经济复苏直接提供动力。
在“正常”时期,如果英国的长期年度增长潜力为2%,那么设定2%的通胀目标和4%的长期名义GDP目标是大体合理的。但在疫情后的复苏中,英格兰银行可以将名义GDP目标设定为14%以增加出现V形复苏的可能性(其复苏幅度与衰退同样剧烈)。虽然央行无法保证必定实现这样的结果,但这从政策上为尽一切努力支持该目标创造了条件,而且各级市场和经济参与者都将留意这一信息。
同时当前各财政当局都已经开始放水了(我认为这是适当的),政府债务正在爆炸式地膨胀到三个月前无法想象的水平。通过设定名义GDP的目标,央行可以提供一个可以管理这笔债务的新框架,并为未来的预算决策提供关于支出削减和税收增加的信息。
正如我最近提出的那样,股票市场可能比我们其他人更加了解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将如何发展。如果央行能转向以名义GDP为目标,那么投资者也就有理由去相对看涨了。
(作者曾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英国财政大臣,现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版权: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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