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伍戈：经济寻锚

纵观海外疫情及全球停摆状况，我国外需最坏的时候或许还未到来。出口预计未来还将显著下滑。国内居民消费回升的可持续性仍受到居民收入和消费意愿等明显掣肘。当前逆周期政策更着眼于社会维稳而非经济刺激。尽管如此，鉴于疫情冲击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未来政策仍可能在政府工作报告勾勒出的基础情形上逐步加码。新基建固然代表着新的方向，但从实际规模和带动效力来看，新型城镇化及传统基建更能挑起稳投资的大梁。

严控之下，疫情退潮。虽仍受零星反弹、无症状感染及秋冬可能复发等困扰，但国内经济已开始恢复。与其他危机不同，疫情直接作用于人的生理和心理，并同时影响宏观经济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这些似乎都预示着经济修复的复杂性。

面对疫情下的极大不确定性，近期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我国不再预设GDP目标，取而代之的是以就业等为代表的民生指标。上述换“锚”之变，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既定的逆周期政策能多大程度对冲内外需的压力，从而实现经济新“锚”的目标？

消失的经济增长目标

政府希望通过多种方法维护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和民生的稳定，有关部门未来将会出台一些新的措施拉动就业。事业单位、高校扩招，以及企业、家庭纾困等综合举措都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但这些对于实现全年就业目标仍不足够。初步测算，今年6%左右的调查失业率目标客观上隐含着3%左右的经济增速要求。我国要实现如此目标并非易事，特别是在全球经济预期负增长的情形下。

经济增长的缺口有多大

近期，发达国家的新增确诊人数持续下滑，但其拐点之后的下降速度及“厚尾”特征可能与我国存在明显差异。从Google工作指数来看，目前欧美国家的复工程度约为年初的六成，复产节奏仍相对较慢。发展中国家的新增确诊人数还在加速扩张。4月份我国出口数据的逆势上扬与前期国内停工打乱了订单交货节奏相关，疫情下的停工导致了部分订单堆积。观察海外疫情及其停摆状况，4月份的欧美PMI已创下十几年来最低值，我国外需最坏的时候也许还未到来。近期航运等高频数据对此也有所印证。

另一方面，从全球产业链分工来看，发展中国家多属于产业链的生产国，而发达国家则大致属于消费国。随着未来疫情“震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供给端对我国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显现。

近期，各地纷纷采用消费券来刺激消费，但其规模有限。随着疫情影响的消退，前期被抑制的诸多需求逐步释放。4月居民消费的快速反弹难以用居民收入等传统变量来解释，而主要归因于疫情消退后居民消费的自发性修复。与之类似，4月房地产的加速修复也难以用利率等传统政策因素来解释，而是与购房者前期需求受到抑制后的自发性修复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美国当年经历的亚洲流感以及我国“非典”等历史研究发现，疫情后消费的这种自发性修复存在“天花板”。与其他冲击不同，瘟疫对老百姓消费倾向的影响显著且持久，叠加居民收入增速也会受疫情影响而放缓，未来消费的回升预计较为缓慢。事实上，从汽车销量和餐饮账单数等高频数据来看，近期消费回升已现放缓势头。

如何弥补经济增长的缺口

鉴于外需下挫和消费受抑的预期，为实现今年的就业目标，基建投资等仍需明显发力。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主要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初步测算，传统基建叠加新基建、旧改的合计投资增速全年可能需要15%以上。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基础情景（财政赤字率底线提高至3.6%、新增专项债规模提高至3.75万亿元等），该政策力度可支持的政府投资增速约为8%，未来仍存在一些资金缺口。

展望未来，逆周期政策更多着眼于社会维稳而非经济刺激。尽管如此，鉴于疫情冲击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宏观政策仍有望在政府工作报告所勾勒出的基础情形上逐步加码。新基建固然代表着新的方向，但从实际规模和带动效力来看，新型城镇化及传统基建更能挑起稳投资的大梁。

（作者系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