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情绪弥漫的2020年，“经济尊严”比GDP更重要

最近有篇很红的网文，大意是后浪职场打工仔们应当身体力行“摸鱼主义”，联合起来抵制996，抵制加速“内卷”的奋斗主义，里面有句振奋人心的口号——“只要我摸鱼，职场就不能超时奴役所有年轻人”。虽是句俏皮话，论其精神与百多年前西方劳工组织的精神其实一脉相承，只是到了今天，年轻人既不怠工也没要求集体协商合同，只不过拒绝加班，都成了反抗，着实让人惊叹“资本必须为股东服务”的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洗脑能力之强大。观察新冠时期的美国资本主义，还出现了一个极其怪诞的现象，很多因疫情临时失业的人，在以刺激经济为名的加强版失业金补助下，竟然失业比起早贪黑挣得只多不少，甚至出现了诸如餐馆威胁员工如果不愿意无偿“工作”，就把员工重新雇回来，不让员工领数额更高的失业金，这样一种新型“周扒皮”行为。学会放水魔法的政府们一挥手帕，竟能在两位数失业率居高不下、史无前例大量经济活动停摆的2020年，让股市节节攀升。普通人对自己的经济小船究竟有没有掌舵之权，还是根本敌不过潮起潮落、水涨船翻？最容易贩卖的个人奋斗精神，是否从社会层面上损人不利己？弥漫着悲观怀疑情绪的2020年，“摸鱼主义”的理论基础可谓非常扎实。

因此，一看到奥巴马政府经济幕僚吉恩·斯珀林（Gene Sperling）的新书《经济尊严》（Economic Dignity）的书名，我就想到了摸鱼主义。斯珀林——一个宏观调控派的左翼大政府经济学家，认为全民的经济尊严比政府最关注的GDP增长指标（或本届美国政府最关心的股市增长）更重要。他提出了“经济尊严”的三大栋梁：能在不被剥夺或被拒绝与亲人共度美好时光的情况下养家糊口；能追求自身潜力、人生的目标与意义；能在被尊重、不受支配不受屈辱的情况下为社会经济做出贡献。

我看来看去，在这个时代，要能做到这三点，必然是摸鱼主义的最高境界。当然这不是斯珀林此书的主旨。《经济尊严》有着典型职业幕僚的思维方式，主要问题是活在脱离现实的二元对立政策框架里。当然，这类书的意义在于它们给了不会去参加各种高级智库论坛的普通读者一条接触 “上层建筑”思维的通道。提高普通职工工作生活的幸福感，似乎是“三大栋梁”最中心的思想，虽然我们都知道，幸福感这种东西最难定义，每个人眼中的幸福各不相同。极端资本家如马斯克，会认为全员24小时上班、送火箭上天、股价翻番最幸福；传统保守派意识形态认为不管挣多少，自给自足少交税最幸福；这两种幸福显然不是斯珀林这样的民主党幕僚眼里的幸福。

斯珀林理解的幸福围绕着“尊严”这样一个比较虚的概念形成。过去中左翼政府喜欢说“安全保障网”的概念（safety net），也就是从社会层面上给予所有人——包括老弱病残——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斯珀林在此之上建立了“尊严保障网”（dignity net）的新说法，也就是在低保之上给予一点基础幸福感。他支持受法律保护的更长的产假、病假、丧葬假，更完善的社保与福利体制，以及奥巴马政府试图推行最终失败的全民医保，希望保证没有一条漏网之鱼会毫无尊严地活着。在这种理想状态当中，所有人都可以堂堂正正、挺起腰板地摸鱼——理论上人人有尊严地活着，内卷的动能就小了不少，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不同阶级与种族之间的分化也会缩小。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中左翼经济政策层面长期的问题是以为自己在卖饼，其实只是在画饼。真正卖饼的人从不买账。有尊严地活着，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背道而驰。打个比方，斯珀林和很多民主党经济幕僚一样，认为应该给予穷人，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更多拥有房产的渠道，也就是希望银行多贷款给低收入人群。然而没有哪个为股东服务的银行愿意做这样的善事，哪怕碍于监管压力这么做了，总会像2008年的次贷危机一样，把坏债的锅最终甩还给政府。斯珀林用的另一个例子，是从政策层面上强制企业把比如优步司机、联邦快递送货员这样的合同工纳入正式员工的范畴，提供医保等待遇。可以想象这些大型企业愿意花多少游说费阻止此类议案在议会通过。

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还很快会（非常正确地）指出，摸鱼本身是要有强大经济基础的。斯珀林本人是个很好的例子，为了证明他书中三大栋梁理论中的第一条，他举了自己已故的父亲作例子。他的父亲是个收入丰厚的大律师，曾经有过成为社会地位很高但薪水微薄的法官的机会，但他选择了放弃——“为了能让我的妻子和孩子继续他们的慈善事业，也为我更想从事公共事业的孩子提供保障”。你没有看错，斯珀林真的是这样定义“经济尊严”的——他认为在家庭和事业当中能够主动选择家庭是“经济尊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父亲只是简单选择了经济而已。斯珀林本人曾出过一起丑闻，据美国媒体ProPublica报道，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经济顾问时，斯珀林因为政府工作工资低而入不敷出，从自己富有的律师朋友那里借了6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并声称自己的经济情况因长期在政府或非营利机构“追求人生的意义”而“早已耗尽”，不得不借钱来还自己价值200万美元的房子的贷款。很容易看到，斯珀林三大栋梁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在现实当中经常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

中左翼意识形态的另一大问题，是总是出于其高级知识分子的凭空想象，把低收入阶级定义为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老实人”。斯珀林是2000年代阿伦·索金的美剧《白宫精英》的政治顾问之一（是的，虽然“热衷于公共事业”，幕僚们对赚钱一样兴趣盎然，斯珀林加入奥巴马政府前的年收入为22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高盛银行付的咨询费用）。《白宫精英》中有一集，总统顾问托比被困在中西部一个小地方，他坐在酒店大堂吧里跟一个“老实人”中年男聊天（选角导演估计很难找到比此处这位演员更不起眼的老实人），他刚在股市亏了钱，他说：“我知道人生艰难。我喜欢人生这么艰难。供孩子上大学，是男人应当做到的……我就希望能容易那么一点点，那么一点点，那一点点是一切。”

我相信斯珀林这样的幕僚很喜欢这样的叙事，它太完美了，那么一点点，就是斯珀林所说的“尊严”。那么一点点，是中左翼政客认为自己信奉的大政府主义能做到的所有，再多一点都不行。那么一点点，托比写进了税收政策里，可以用学费抵扣一些所得税。他们从不谈免费大学教育，却很喜欢讨论交了学费一年能免几百块的税。在高级幕僚的幻觉里，一个老实人会因为省了这么几百块钱，而一下子获得了尊严感。

很可惜，就我的人生经验，世界上没有这么老实的人。这个人为了给孩子付学费可能必须打第二份工，成为很没有尊严的过度劳动者，可能到处借钱或者赌博，直到宣告破产妻离子散，可能破罐破摔摸鱼到底让孩子放弃上大学，但他绝无可能因为每年少交几百块钱的税而尊严感满满。看清了这些，一个人很难不成为摸鱼主义者。从个人层面开始的摸鱼主义，能给个人带来更多的尊严，并对现有资本主义系统做出直观改变。斯珀林在书中同样举出了美国工会历史上有名的角色，比如100多年前曾经为底层矿工组织过几百场罢工、真实改善了工人阶级工作环境的普通人“琼斯夫人”。真正的改变，也许从下往上比从上往下要更为直接彻底。

《经济尊严》(Economic Dignity)

[美]吉恩·斯珀林(Gene Sperling) 著

Penguin Press 2020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