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童年惨烈的洪灾记忆，她返乡用艺术陪伴留守儿童

童年时，90后艺术家周燕常会做关于洪水的噩梦。

1996年，她的家乡湖南沅江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洪水漫过堤坝，村里人手挽手上堤坝，以身体充当沙袋，又一排排被水冲散。暴雨连下七天七夜，沅江的十个堤坝倒了九个。4万多间房屋倒塌，44人死亡，60%的牲畜被洪水冲走或淹死。

大部分农田长久地浸泡在洪水里，农民颗粒无收。很多跟周燕一样的孩子失学，父母被迫离家，去外面打工。

“洪水让很多家庭一夜之间一无所有。”回忆起童年亲眼所见的死亡和惨烈，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周燕，仍会忍不住哽咽流泪。她的母亲背井离乡出门打工时，她7岁，弟弟才1岁。经历过留守儿童的孤寂和无助，当她成为艺术家后，毅然决定返回乡村，用艺术去治愈、改变这一切。这也是她的自我疗愈。

今年，周燕与丈夫刘休在湖南大元村创立的大元社已进入第5个年头。这个致力于用艺术解决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问题的非营利性机构，已经帮扶了15个村的上百名留守儿童。40多位来自国内外高校的师生来到这里，给孩子们免费上艺术课，教他们书法、绘画、弹吉他和古琴、写诗，也教会他们做饭、游泳，带着他们动手将村里一处废墟改建为露天剧场。

这个夏天，村落里的蝉鸣声依然不绝于耳，孩子们也依然在大元社被艺术滋养着。但这个夏天又有不同。孩子们的艺术作品先是在6月受邀参加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家园”艺术巡展，不久将在8月举行的大元社乡村青少年艺术节上展出。

他们将邀请14位当代艺术家驻地大元社，和乡村的师生们共创作品，来自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地的艺术家家庭也会带孩子前来驻地创作。

“我们是用情怀去坚持做这件事，像是一个苦行僧。”说起返乡这4年，周燕感叹太难，无论是来自长辈的阻力、资金的压力、项目推进的缓慢，还是她带着两个年幼孩子的艰辛，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今年全球蔓延的疫情，以及中国南方多地遭遇因强降雨引发的内涝、山洪等灾害，让她又回想起童年的艰难，更加坚定做这件事的意义。

大元社在她内心，如同一团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乡村教育，激发乡土环境开启自循环的改变，“我们是乡村走出来的孩子，我们了解这个环境存在的问题，希望用艺术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们的理想和使命”。

放弃优渥生活，艺术家夫妇的返乡之困

大元村距离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县城有20多公里，是一个普通的自然村。全村不到500人，大部分在外务工，仅留下60多位老人和20多位留守儿童。

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以千万计。无论留守儿童还是空巢老人，是中国乡村最常见的困境和社会问题。

“我和先生都曾经是留守儿童。我7岁就开始独立生活，开始懂事，鞭策自己，要靠自己走出这个环境。”一头蓬密黑色长发的周燕，外表粗犷而直爽，提及往事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波澜。

童年时的一场洪水，不仅带走人们的财产和生命，更带来了贫困、鼠灾、蛇灾和瘟疫。

考上中国美术学院后，她研究了洪水的历史文化，发现洪水故事的讲述，本身就是人们的疗伤行为。毕业作品《大水祭》是她第一次直面童年的惨痛，“第一次领略到艺术治疗是怎样的过程，恐惧又沉静的感觉出现在眼前，有一种释放和自我重组的感觉”。

2014年大学毕业，周燕与身为斫琴师的丈夫刘休一起，在北京和杭州做起艺术机构，收入不菲。但她内心始终放不下乡村，那时也是中国乡村发展社区艺术如火如荼的时刻。

“回到儿时的水/回到纠结的根/回到记忆的怀抱/回到焊连在时间栅格上的那些手那些脸”，这是周燕决定返乡时想起的一句诗。他们原本能过上优渥的城市生活，但仍然听从了内心的召唤。

他们回到大元村，先住在公婆家，拿出在大城市打拼赚来的200多万元积蓄修建起一幢两层楼房，创立大元社。

回乡的最初两年很艰难。周燕的公婆、父母并不能理解，两个年轻人好不容易通过艺术改变命运，在大城市立足了，为什么要回来花光积蓄做一些看起来毫无收获的事？

“我花了两年时间融入环境。跟家庭磨合，跟村庄里的人建立情感关系，都需要时间。观察环境，忘掉所学，看看艺术在乡村里可以做什么，环境需要什么。”周燕说，以同理心去思考乡村存在的问题，是大元社做事的基础。

起初，她本打算做妈妈社区，“妈妈可以改变一个家庭，改变一个环境，但回来后，我们发现村里都没有妈妈。我们就从孩子的公共教育社区做起，再逐渐做妈妈的学习成长社区、空巢老人的临终关怀社区，一点点用艺术来改变乡村的生态”。

像越后妻有那样，用艺术改变乡村

中国乡村艺术项目的建设可谓火热，早在周燕大学时期，就通过导师邱志杰了解到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用艺术激活乡村的社区项目。

与那些想要改造乡村的中产阶层艺术家、文人、设计师和公共知识分子不同，周燕认为，乡土是她身上生长起来的种子。

没有在乡村生活过的外来者，总会带着对乡村的美化与臆想，构建一个乌托邦的作品，或多或少地与当地文化、历史与环境产生背离。

“当代艺术介入乡村，用艺术去建设，活化乡村的想法是美好的。但问题是，很多人不会真正深入乡村，不一定了解乡村的真正需求。”周燕最担忧的是，乡村先是被消费，之后被遗忘。

她认为，艺术家的观念只有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加深情感与交流，才能催生出真正的活力和创意。

开始两年，他们什么也没做，就是陪伴。孩子们在大元社弹古琴、画画、做手工，一起上山摘蘑菇野草，下河游泳，一起建造公共食堂，夜里弹吉他、看电影，通过天文望远镜仰望星空。每一天，大元社都是欢声笑语不断。

孩子们对大元社充满归属、认同感。艺术让他们看到世界的广阔和有趣，他们也成为艺术创作的主体。这些原本被电子产品束缚的孩子，从压抑、孤僻和迷茫里走出来，一起陪伴，一起被艺术滋养成长。

一个孩子悄悄告诉周燕，在他们来之前，自己生活在盒子里，生活是灰色的，看不到阳光。但现在，他看到阳光了。这句话让周燕落泪，也让她看到努力的意义。

“艺术成了一个工具。它激活孩子们的主观能动性，去向自然、向社会学习，他们会自己摸索，获得启发。孩子与艺术相互成就，相互依赖，艺术帮助他们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让他们内心力量迸发出来，重启自己的人生。”周燕认为，乡村的改变不能仅仅依靠外力，而需要自救，需要自身想要改变的欲望，才能形成自循环的改变。

大元社以一种非常缓慢的方式自我生长着，尽管很多时候，精力与经济上都显得捉襟见肘，她仍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路。

这几年，大元社陆续得到一些企业和基金会的支持，政府和媒体也开始关注他们，来自香港等城市的孩子们来到大元社交流学习，大元社艺术文化交流中心也在去年注册为公益机构。每年，当地民政部门会给大元社10万元资金支持。

周燕一直将日本的越后妻有视为最理想的目标。这个位于日本本州岛中北部的乡村，20年前曾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地方，老龄化严重、凋敝无生机。但自2000年大地艺术祭在越后妻有举办，艺术让乡村焕发生机，仅2015年，艺术节就为当地创造51亿日元收入。

越后妻有的成功是全球乡村改造中最经典的项目，但背后也是日本策展人北川富朗持续20多年的抗争与努力。对周燕来说，凭一己之力想要做出改变和努力，其困难也是艰巨的。

周燕身上有倔强和顽强的韧性，这些特质都是她的人生经历和环境一点点打磨、锻炼出来的，“艺术是我们对乡村最后的反哺方式，我们就像是在点火，慢慢影响更多的人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用艺术促成乡村的生长和改变。孩子的公共教育是这样，生态的慢慢建立也是一样，需要真诚和时间同时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