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输血到造血，上海组团式医疗援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一系列格局性变化、进步在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天14时30分许，当救护车闪着警灯呼啸驶来时，我们创伤中心急诊及各专科医生已经全部到位。”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创伤中心医疗总监娄佳宁对最近发生的一起农用三轮车侧翻掉入山沟引起的严重交通事故急救仍印象深刻，事故导致多人受伤。

最终，所有伤员完成急诊处置、检查和收治的处理一共耗时1小时55分钟。娄佳宁感慨说：“这次急诊救治是我院创伤中心成立后的第八次大型救治工作，相较于前几次救治工作也有了较大改进，这主要表现在：急诊人员安排更为合理有序，各专科处理伤员更加积极主动，救治流程出口得到保障，伤员急诊滞留时间明显减少等。”

今年是上海对口援藏日喀则市的第26年，也是组团式援藏的第5年，医疗专家人数也从最初的12名增加到了31名。截至目前,日喀则市已实现90余种“大病”治疗不出藏、2000种“中病”不出市就能治疗。

如何看待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的意义？“原来无法诊断的病症现在能够明确诊疗了，老百姓原来不敢在市里看的病现在敢看了，原先不敢在市里做的手术现在敢做了。”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万兴旺告诉记者：“我们仍要提升当地医院的‘造血’能力，尽最大努力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因地制宜，医研结合

创伤中心的运行里，一套完备、合理的急救流程必不可少，而这也与医院综合能力的高低直接相关。

正如娄佳宁向记者阐述的，“应对突发急救，应由医院总值班负责开通绿色通道，行政主任负责通知临床各专科值班医生及备班主任，业务主任会同急诊值班主任安排急诊抢救人员、检查抢救设备和腾出抢救复苏床位。”

又比如，对于事故中的危重伤员，需要夹上带有编号的红色胸牌，负责处理的医生护士也将同样的胸牌别在胸口，这项措施保证红色重危病人必须有一名医生和护士专门负责。“这也是创伤中心各项流程与方案不断改进的结果。”娄佳宁说。

接下来，所有伤员在完成检查后，会按照损伤各部位严重程度和处理优先顺序收治到相应科室。娄佳宁进一步表示：“科室间没有推诿，没有扯皮，主治科室负责收治，合并损伤科室负责联合诊治、定期会诊。”

记者也了解到，规范的流程还得益于早期的制度建设。“比如，在2017年争创三甲期间，我院得以全盘采用了上海三甲医院的规章制度，这对医院体制机制建设促动很大。”万兴旺说，援藏医疗专家帮助健全规章制度300余项，优化和再造流程260多个。

万兴旺表示，目前医院正在申请以创伤急救为内容的“省级临床医学中心”，已经通过了西藏自治区科技厅的第一批立项，并有望在下半年挂牌。“根据这边车祸较多的情况，来设立以临床应急为主、结合教学与科研的综合临床医学中心。”

由于当地车祸引起的急救事故占相当大的比例，创伤急救的临床医学中心将由骨科团队来牵头。“该中心在此前也没有先例可循，其进步、发展也集合了很多来自国内外大型医院的优秀经验。经过几轮提质量建设，包括一些反复演练与实践，如今证明，该中心在覆盖整个日喀则市的公共卫生急救能力的改善上，意义非常大。”万兴旺说。

在万兴旺看来，任何临床医学中心，最终都要依赖基础救治、后续研究等临床内容来支撑，这也非常契合该院五大多学科会诊（MDT）中心建设的初衷。

在医院下一步发展规划中，将着力建设的五大多学科会诊中心包括胸痛、创伤、卒中、危重孕产妇及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此外，以放射影像诊断、检验病理诊断和临床药事为主的三大区域中心的软硬件建设也将进一步完善，这也包括要购置一批床旁纤支镜、治疗型纤支镜、视频气管插管镜、床旁血滤机、清醒镇痛仪等设备。

截至2019年12月底，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年总诊疗人数达到24余万人次，比2015年增加50.4%，患者平均住院诊疗日为10.75天，比2015年下降3.83天。

人才带教，授人以渔

除了依据当地情况进行重点工作安排之外，人才带教也成为维持稳定、持续的医技水平的关键。

“目前我院三、四级手术占到总手术量的45%，若开展一些如微创等难度较高的手术，医生所获的工作绩效也会有所翻倍。”万兴旺认为，人才培养是组团式援藏工作的重中之重，造血远比输血来得重要。医技提升的同时，团队的积极性才能被逐步带动起来。

据了解，2015年以来，共227名医务人员组成82个承接团队结对跟学，所开展的568项新技术中有263项为本地医务人员完全掌握，89余项新项目填补了全区的空白。

以当地群众多发的卒中疾病为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梁晓峰教授团队研究发现，1990年到2017年，西藏地区脑卒中的发病率居全国首位。因此在当地开展脑卒中的救治工作意义重大，且十分迫切。

“临床医生的援藏时间短、任务重，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尽快让当地医生掌握一些实用的临床技能。”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高超告诉记者。

如何带教？高超表示：“我们科室一共有10名本地医生，相对来说临床基础薄弱，特别是在脑血管病的处理上。结合当地疾病谱和自身专长，通过教学授课+教学查房+手术指导的方式开展科室带教。”

“通过近一年的带教，我们科室已经有3名医生熟练掌握全脑血管造影术，2名医生初步掌握动脉瘤血管内介入治疗和开颅动脉瘤夹闭术，1名医生初步掌握颈动脉内膜剥脱术。”高超说。

记者也了解到，为了加快卒中中心建设，高超的团队已经申请采购“动脉瘤介入治疗人工智能微导管塑形系统”和“神经介入手术人工智能模拟系统”。上述两套系统的引进可极大缩短当地医生介入治疗培训周期，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卒中患者。

数据显示，2020年，上海医疗援藏干部带教学员50名，5批次医疗组团式援藏专家共带教284人次本地医疗业务骨干。如心血管病介入治疗、内镜治疗、胸壁外科综合治疗、卒中动脉内取栓、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治疗、ERCP技术、关节镜及关节置换手术等先进技术均已被当地医务人员悉数掌握。

“帮助当地提升造血能力，沪藏医生间的带教是第一步。”万兴旺说，“除了早期的临床带教，如今我们也将上海成熟的常规教学、科研体系等引用过来。比如，在师带徒的一对一模式下，每位专家平均都要带教2~4位本地的医学生。”

第二步，则是要陆续形成院际间的定点教学、培养。比如，经沟通后，西藏大学医学院在该院设立了临床医学的教学点，并定期向该院派驻临床医学实习生。另外，该院现也成为西藏大学医学院的硕士培养点。这意味着，此前该院医务人员进行学历化进修的机会比较少，但如今能由该院自主培养医学硕士生，从而提升他们在临床教学科研上的思路。

第三步，从长远来看，则是要推进远程会诊方面的进展。万兴旺认为，如今，从疑难病症会诊，到常态的会诊、咨询，以及教学查房、带教等方面，都可以在沪藏的远程对接下形成一次次互动与联系。

“上海医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系列高频次、高层次的自由学术交流。”万兴旺感慨说，依托上海大后方的学术团体资源，各类培训班、研讨会等陆续与当地行政、信息等各板块医务人员实现分享，“下阶段，我们还要启动后备人才队伍的建设，加强培养，来推动现有的中层干部更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