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的大城市是否安全？陆铭、郑永年隔空发起观点交锋

大城市和人口高密度对于城市安全有何影响？10月31日，在2020年世界城市日上海主场暨全球城市论坛（下称“论坛”）上，两位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隔空发起了观点的交锋。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认为，大城市的人口高密度并不是一件坏事。研究结论显示，人口密度越高反而新冠病毒感染度更低，也会提高服务业比重。

“根据我最近的研究测算，如果中国的城镇化率不是被低估的，可以提高10个百分点；如果城市的人口密度没有下降得那么快，中国的服务业在GDP和就业当中所占的比重可以提高3~5个百分点。”陆铭表示。

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郑永年则认为，中国城市化面临着包括超大城市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中国要建很多城市群，但不一定是一味去扩大城市规模。

高密度大城市会否不安全？

城市发展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是，高密度的超大城市会不会造成城市的不安全？

陆铭在论坛上表示，通过控制变量，分析距离、经济活动、人口密度等因素对新冠疫情发生率的影响，实际是得出的结论是密度越高反而新冠病毒感染度更低。

“第一个解释是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医疗水平越发展，第二是在高密度城市人口分工越精细，维持了在疫情期间即使不出门依然可以获得生活的便利性。”陆铭说。

陆铭认为，大城市的人口高密度并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有利于服务业发展。

根据陆铭的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历史同期水平相比，服务业所占比重更低。从全球来看，服务业发展依赖于人口密度的提高，人口密度越高、城市化率越高，服务业比重就越高。但对中国而言，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有较大的差距，一旦除去3亿流动人口的城市化率，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还要再低30%左右，这也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

陆铭认为，如果因为这次的新冠疫情，大家认为城市密度是有害的，城市走向低密度模式，“不仅对疫情的防控不会有正面效果，还会妨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扭曲中国服务业占比不够的情况”。他认为，中国现在应该减少城市低密度的蔓延，特别是中国中西部的中小城市。

“原来城市蔓延速度太快了，尤其是在人口流出而城市规模却在增加的地方。同时，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外来人口能够生活在更和谐、更加能得到关爱的、更有社会保障、更加安全的城市。最后就是有关土地配置的问题，在人口流入的地方，应当适当增加土地供应，来提供更多的住房。”陆铭强调。

郑永年通过视频在论坛上发表演讲。他认为，中国城市化面临包括超大城市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一味去扩大城市规模并不一定是好的发展路径。

“我认为，要建立很多城市群，但不一定是一味去扩大城市规模，要处理好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关系问题，发展和环境的问题、城市安全问题。”郑永年说。

郑永年认为，人口过于集中于大城市会产生安全问题。大城市有大城市病，比如住房、交通，而往往城市越大生育率越低。他提出，除了发展城市，还要发展农村，把农村建设提升到新的水平，这需要制度的改革支持，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

关注疫后城市建设

疫后如何提高一个城市的免疫力，也是城市建设发展中的重要命题。

曾在疫情期间带医疗队亲赴武汉支持救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认为，宏观上要打造韧性城市，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关注人民的大健康保障，关注老人、母婴的健康需求，特别重要的是关注生育率和人口结构的问题。

“2015年中国的新生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按照现在的趋势，到2030年、2050年我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育龄人口的数量逐渐下降，而生育率远低于人口世代交替更新所需的2.1，目前我们国家的比例是不到1.7，美国、法国都在2.0左右，日本、韩国都跌破了1，将会面临相当大的考验。到2100年世界人口将减半，如何去改变，是健康城市很重要的因素。”乔杰表示。

乔杰分析称，出生率下降背后的因素包括能生不想生、想生不能生等，这都是对健康城市影响很重要的因素，不仅仅需要医生用辅助生育帮助解决，更需要生育政策、生育环境发展，希望有更好的政策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