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从本土投资偏好角度理解稳慎的金融双向开放丨汇海观涛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提出，要推进金融双向开放，特别是强调要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符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也体现了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而准确理解“本土（投资）偏好”的具体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下阶段推动金融双向开放的力度和节奏。

股票通业务双向开放是本土偏好的自然实验

长期以来，市场上流传一种说法，即由于中国房地产和股票价格较高，存在资产泡沫。如果取消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境内投资者很可能会把持有的房地产和股票卖掉，进而引发资本大量外流、人民币汇率急剧贬值。然而，先沪港通再深港通启动的股票通业务试点，用数据说话而不是仅仅靠讲故事，前述判断不攻自破。

从2014年底股票通业务逐步启动以来，该业务项下累计跨境资金流动净额时正时负。其中，2015年11月中旬之前、2019年1月底至5月中旬，以及2019年9月底至今年3月中旬，陆股通项下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规模超过港股通南下资金累计净流出。其他时间段，则为陆股通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规模小于港股通南下资金累计净流出。截至今年12月11日，股票通项下累计净流出资金3020亿元，净流出峰值为2018年2月23日的3349亿元人民币（见图1）。

这反映了金融双向开放的所谓制度中性，即金融开放本身不能决定资本是净流入还是净流出，资本流出入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其实，我们在股票通双向开放的机制设计上依然保留了“宽进严出”的监管痕迹，对沪市和深市港股通设定了每日各420亿元的投资额度，低于沪股通和深股通每日各52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额度。

当前南下资金净流出较多，一定程度与港股估值较A股估值更为便宜有关。尽管如此，却没有出现内地投资大量抛售A股置换港股，跨境资金大规模集中流出的情况。今年以来，日均沪市和深市港股通每日投资额度使用率平均都在5%左右（见图2）。

从月末港股通累计买入成交净额与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之比看，到今年11月末，该比例为1.6%，创下历史新高，较2014年底启动之初肯定是有一定升幅，但从占比看依然可以忽略不计（见图3）。考虑到港股通只是中国居民海外股票资产配置的一部分，我们从国际投资头寸角度考察，到今年6月末，证券投资项下的对外股权投资资产余额4106亿美元，与同期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之比为3.24%（见图4），占比仍旧不高。

如果说后一种情形显示的国内居民海外资产配置程度较低，主要是受资本管制因素影响的话，前一种情形在投资额度较为宽裕的情况下，则更多体现了“本土偏好”逻辑下的市场自然选择。

所谓“本土偏好”(home bias)，是指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在本土而非海外市场的现象。理论上讲，大多数投资者都知道“不要把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但“本土偏好”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资本流动限制、额外交易成本、流动性考量、汇率波动风险、海外政治风险、信息不对称，以及语言和文化障碍等，都会影响投资者涉足海外市场的意愿。例如，内地A股投资者热衷于炒小、炒差的做法，在香港市场由于换手率低、流动性差等原因，就不太吃香。这类风格的内地投资者显然就会减轻投资香港市场的意愿。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实验基础，我们才更加有信心有序扩大对外投资渠道。证监会领导10月24日对外表示，正在研究完善沪伦通制度，使其覆盖欧洲主要资本市场。同时，也因为“本土偏好”，香港市场将继续在支持内地资本“走出去”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此外，“本土偏好”还表明，我们在海外市场天然具有信息劣势，必须敬畏市场、量力而行，坚持投资者适当性，坚持价值投资。扩大对外投资不是说外汇供给多、外汇形势好，就是时间窗口，还要看我们是否具有在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近年来，境内机构（包括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和衍生品交易踩雷或爆雷事件频发，我们当引以为戒。

本土偏好同样事关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程

正如笔者11月17日在专栏文章《“十四五”规划部署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文中所言，这种既要“稳妥”又要“慎重”的表述有可能弱于市场预期。然而，这反映了当前中央对于国内外形势清醒冷静的判断。其中，资本市场制度不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不完善是制约我国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两大掣肘。

据中央结算公司统计，到今年11月份，外资已连续第24个月净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然而，截至11月末，外资持有的2.77万亿元人民币债券中，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等主权和准主权债合计占到97.1%，其他类型债券占比不到3%（见图5）。今年前11个月，外资净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8893亿元，其中净增持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合计为8798亿元，占到98.9%。

外资之所以不太碰其他类型的人民币债券，并不是因为有政策限制，而是基于国债是无风险资产、企业债是风险资产的市场自然选择。最近，国内出现多个高信用等级的国企信用债违约事件，再度暴露了国内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故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关键在于按照“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要求，加快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国内资本市场建设。尤其要从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加大信息披露力度、提高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是增强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贮藏功能、金融属性。因此，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将越来越大。“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提出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其中，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对于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至关重要。据易纲行长在“十四五”规划建议《辅导读本》中的阐述，下阶段，央行在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改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完成这些工作，均非一日之功。

外资不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救世主”。如果我们资本市场制度不健全、宏观调控不完善，外资要么看不懂，不愿进来，要么进来后，利用规则兴风作浪。不成熟的金融开放往往以金融危机收场，这方面的国际经验和教训屡见不鲜。即便大国也不能例外。如日本当今陷入经济停滞、金融战败，一定程度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推进日元国际化时，在金融开放的理论和政策方面准备不足有关。

亚洲地区搞出口导向，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搞金融中心，却酿成了亚洲金融危机。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将贸易开放的成功经验外推到金融开放，而一定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可持续、可预见的金融开放，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吸引中长期资本流入，降低资本流动冲击的风险。在此基础上，磨刀不误砍柴工，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双向开放才有望行稳致远。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