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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对策丨邓海清:政府对反垄断进入全新阶段

第一财经 2020-12-27 11:01:23

作者:梁相宜    责编:李燕华

邓海清表示,新型反垄断要求平台经济强调其公共性,关注外部性,某种程度来看,这将重塑平台经济领域,也意味着新型经济业态需要有相对的外部制约。
首席对策|邓海清:政府对反垄断进入全新阶段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八大任务之一,标志着政府对于反垄断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本次会议要求“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这种点名“平台企业”非常罕见。同时上升至“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抓住了某些平台公司的痛点,即通过资本创造流量平台,再通过平台实现对实体经济的垄断,同时资本通过金融创新扩大杠杆。这种模式在以往争议很大,支持者认为有助于通过信息实现金融服务,反对者认为平台不该获得这些信息创造的利益,因为信息应当是消费者的,或者是国家的。此次会议基本上为上述争议画上了句号,即数据并非完全属于平台,同时平台利用信息进行垄断是不符合国家政策的。但这也意味着新的开始,即究竟如何数据确权?如何确认平台是否垄断?这是全球性的难题,也是2021年中国政策的一大重要悬念和看点。

科技自主性和保证供应链的安全,在目前的经济发展以及整个产业格局当中到底有多重要?宏观政策如何向这些领域倾斜?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提法和以往有哪些不同?如何影响和重塑相关产业?宏观政策不急转弯意味着什么?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中航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

邓海清的主要观点:

新型反垄断要求平台经济强调其公共性,关注外部性,某种程度来看,这将重塑平台经济领域,也意味着新型经济业态需要有相对的外部制约;从高层传递的信息来看,保证供应链安全是把战略性和战术性做了很好的安排,未来将在制造业尤其是“卡脖子”领域,形成较大突破;宏观政策在此方面将产生极大配合度,实现从总量向精准适度的演变;应区分对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不急转弯”概念;重提稳定汇率,显示决策层稳定市场决心。

第一财经:欢迎做客《首席对策》。首先,您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科技自主性是最重要的一点,再加上第一次提到了保证供应链的安全,所以科技自主性、保证供应链的安全,在目前经济发展以及整个产业格局中到底有多重要?

把战略性跟战术性都做了非常好的融合

邓海清:从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来看,跟过去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实有非常大的区别。应该来说,2021年从政策层面、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的信息来看,是把战略性跟战术性都做了非常好的融合。在战略性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于增长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我们可能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关心的点是GDP的增速到底是保持什么水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到底定什么基调。那么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其实是把科技创新、自主创新以及供应链的安全,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从八大任务之间来看,几乎一半的任务都是围绕着安全自主可控的这些战略推出的,这也反映了科技自主创新可能会成为未来整个十四五里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以前我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是作为一个总量政策来实现,现在围绕着科技的自主创新,其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做出了非常具体的一些战术上的安排。

第一财经:能给哪些产业和领域带来比较明显的影响?

制造业领域将有较大产业突破

邓海清:主要是表现在制造业领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来说,可能未来要避免很多的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现象,其实只能靠自主创新。第二个层面,未来在新一代的技术革命的创新领域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中国尤其目前在5G或者其他技术方面已经起到领先的效果。在新的技术数字革命的时代,包括人工智能或者其他领域,毫无疑问中国一定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极。

第一财经:您刚才也提到了,无论是财政政策也好,还是货币政策也好,未来都会向这一部分倾斜,能不能给我们具体展开一下,可能会跟之前有什么不同?

宏观政策从总量到精准适度演变

邓海清: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其实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虽然我们看到定的基调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在具体阐述这两个政策的时候,其实又用到一样的词汇,那就是精准、适度,所以这就是灵活精准跟合理适度。比如说像财政政策其实更多的是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工具的创新,要服务于很多重要的战略使命。财政政策里,一方面对于进一步的总量上的扩大财政赤字还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大概率认为今年的财政赤字率可能会从2020年的3.6%的水平,会再回到3.0%左右的传统的水平。货币政策这次可能更多的不是在讨论加息还是降息,或者是提高准备金比例还是降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强调现在的货币政策要去服务绿色金融、小微企业、科技创新,这些具体的战术任务,比较少的去做一些总量的货币政策的关注。

第一财经:您在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点评中也提到了,强化反垄断和反对资本的无序扩张,它是八大任务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您认为这比之前的供给侧改革对于产能的影响、以及金融改革对于金融领域的影响可能还更大,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结论?

新型反垄断要求平台经济强调其公共性、关注外部性

邓海清:我觉得这可能是十四五规划里,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对于新型的反垄断,在数字经济里可能跟工业时代的反垄断有非常大的差别。目前全世界的反垄断法基本都是建立在工业化经济的界定标准上。那么现在其实对于这种平台垄断的问题,包括大数据的确权的问题,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透露的信息来看,基本上是取得了比较大的共识,就是对于平台经济还是要强调它的公共性,关注它的外部性,而不能把它当成比较纯粹的一个商业企业。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后面可能会衍生出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关于大数据的产权,到底是属于平台公司,还是属于政府的公共资源,还是属于居民的个人财产权利。第二个就是对于很多个人的大数据如果泄露之后,去追责和赔偿,到底是平台来承担这个责任,还是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的问题。所以数字经济时代如果谁在法律上能够解决得比较好,谁可能会在数字经济里建立起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态。

第一财经:所以这就牵扯到一个监管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您觉得这个关系该怎么发展?

新型经济业态需要有相对的外部制约

邓海清:这些年其实关于金融科技跟监管之间的讨论是非常热烈的。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科技里,中国这些年在世界上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另外一方面大家也看到,目前金融科技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争议比较大的大数据杀熟,然后包括这种平台垄断的2选1,这些问题其实背后可能都是这个平台的垄断。所以从一个正常的民事商业法律关系来讲,这样一种地位的不平等是没法进行一个比较平等正常的谈判,或者是商业往来的。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国家在一些法律或者政治上要为这种新型的民事关系或者经济法律合同关系,要提供一个相对的外部制约,这其实也是监管的应有之义,监管主要发力点是要保证市场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的均衡性,市场经济的基本核心是平等,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微观参与主体都是完全不平等的状态,其实这样一种市场经济最后衍生出的结果一定是一个非常畸形的市场经济。

第一财经:我们看到这次备受市场关注的宏观政策的一些提法,比如说像政策操作上的不转急弯,最近市场有很多解读都不一样,所以在您的看来不转急弯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是很多的政策已经转弯了,还是正在转弯之中,还是有些还不急于转弯,包括我们说的像货币的发行,包括社融,包括财政的赤字率和地方债的发放等等。

区分对待政策“不急转弯”概念

邓海清:有些政策其实已经转完弯了,在货币市场里,大家也可以看到,货币市场利率其实一直保持比较稳定,同业存单的利率其实是快速上行,从债券市场的情况来看,10年国债在11月份12月份已经达到3.3%左右的水平。实际上相比2020年的4、5月份,当时的十年国债2.45%、2.5%左右水平,这种上升幅度其实已经是非常大,足以说明,在货币政策的转弯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至于明年还没有转弯的政策,大家可以关注几个核心指标。其实在2020年由于抗疫的需要,有两项财政政策其实是为2020年的抗疫专项定制的,一个是1万亿的抗疫专项债,无疑到2021年针对抗疫的特别安排有可能会逐渐取消,取消的节奏跟进度可能会对经济出现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支出。第三大家也看到,我们有些政策非但没有急转弯,可能还在踩油门加速。主要表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这个提法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提过了,在这次基本上是抛弃了这种模式,而是更多地把它落地在实体经济、就业、创造收入,然后再来提升消费,这其实是一个长效机制。所以在这里其实政策不仅没有要转弯,没有踩刹车,而且是在加油门的政策态势上。

第一财经:所以其实之前市场可能把更多的不转弯都关注在了货币政策上,有很多的像财政政策和您说的长效机制,也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明年加息可能不大

邓海清:现在市场上其实很大的疑问是麻辣粉(中期借贷便利)是不是要再调回去,我们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包括可预期的未来可能不太支持这种结论。首先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不太过度地去追求经济增速的快慢问题,提出了到2035年 GDP收入要翻番的新的任务,不会出现意料不到的经济过热的局面,我们认为中国央行要加息的这种概率是非常低的,中国的外部环境也基本上不允许,现在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宽松在加码。所以中国央行如果要逆全球大势而动去进行加息,这可能会对人民币汇率的未来升值产生巨大的压力。

第一财经: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2019年底包括2018年好像都没有提到汇率的具体问题,但是我们看到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了要保持汇率的稳定,为什么?

重提汇率稳定显示决策层稳定市场决心

邓海清:我觉得这次的汇率跟2016年、2017年比,其实它的政策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6年、2017年的时候,保持人民币汇率均衡稳定,主要是站在防范人民币汇率恶性贬值的角度。因为那时候国际上看空人民币汇率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也足够说明了当时国际上对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预期是非常强烈的。那么现在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重心其实是防范人民币恶性升值,从10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其实还是挺快的,短期内如果过快的升值,可能对中国的供应链安全、以及对中国的出口行业都会产生非常大的波及和影响。所以我觉得2021年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均衡稳定,也说明中央决策层其实已经未雨绸缪,来应对可能会突发的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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