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对策丨支出多元化——政府理财能力交答卷

2020年已悄然结束，“艰难”与“希望”是这年的两个关键词。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一切都很艰难。中国抗疫取得决定性胜利，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这背后是无数决策、政策及各方协同战斗的结果。其中，财政在扩大总需求、落实“六稳”“六保”、助力脱贫攻坚和缓解基层困境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言以蔽之，财政有力地护航中国经济、守护生命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

年初疫情突发，企业和居民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面临的不是暂时休眠，而是生死存亡。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主动作为，总基调从“提质增效”、“不能敞开口子花钱”切换到“加力提效”，大规模发债，调整支出结构，大幅压降一般性支出，以自身风险的扩大对冲经济社会风险，履行财政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职责。

“炒股税”有望今年入法，从财政领域来看意味着什么？地方财政状况困境较多，主要原因是什么？财政支出怎样在保民生、保改革发展中平衡？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如何协调？明年财政政策走势如何？国债、地方债密集到期，存在什么样的风险？有何对策？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罗志恒。

罗志恒的主要观点：印花税入法有利于稳财政、稳市场；财政收入端增速下行，支出端刚性不减，必然导致出现一定缺口；财政资金向“保证供应链安全”、科技自主方面倾斜，也为政府理财能力提出新要求；通过完善财政体制机制，设立引导基金，财政贴息等方法，多层次支持财政平衡、可持续支出；财政职能更倾向结构性导向，暂不适合赤字货币化；赤字率回归3%左右，应适度下调专项债额度，通过借新还旧，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大数据补漏洞等多种方式应对债务集中到期风险。

第一财经：首先我们看到《印花税法（草案）》已经获得了国务院通过，首次将我国境内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和个人确定为印花税的纳税人，也就是说现在炒股纳税有法可依了，从财税角度上来说意味着什么？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印花税入法有利于稳财政、稳市场

罗志恒：实际上是在落实中央所提出的税收法定要求，应该说这些年我们在落实税收法定上做了很大的工作，所以这一次印花税只是按照既定的方针在推进。税收第一位的职责是筹集财政收入，我们当前的财政形势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这个职责我们要发挥起来。今年我们证券交易印花税应该能达到1800亿，整个印花税应该是3000亿，证券交易印花税占整个印花税的比重在60%左右，所以对我们筹集财政收入还是有很大贡献的。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看到中国资本市场还不成熟和完善，所以要通过税收去调节资本市场，是间接调控不是直接干预。我们鼓励长期投资，而不是反复交易，所以自然而然会去长期投资，鼓励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至于印花税可能对整个市场会产生的影响，我个人觉得还是短期情绪上的，从中长期来看是有利于整个资本市场发展的，是有法可依的。

第一财经：对税收和规范性都有很好的作用。

罗志恒：对，没错。

第一财经：您也提出债务付息支出越来越高，它的绝对值超过科技支出，这意味着什么？

财政资金的科技支出增多 但也为政府理财能力提出新要求

罗志恒：财政支出的结构并不等于我们整个全社会的资金结构，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银行信贷，还有企业自有资金，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点。第二我们要充分肯定这些年国家在科技领域的投入是持续增加的，科技投入除了财政资金的支持，还有企业自己的资金支持，最终我们要通过具有公共性比较强的基础科研去推进，但是对于那些跟市场密切相关的，有利于产业化的，最终还是要靠企业去推进。因为财政推动科技有很多方式，不仅是财政直接投入，还可以通过贴息、免税、补贴等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科技投入的支出是非常大的，我们要充分肯定科技投入的支出。我们谈到债务的压力比较大，客观上确实对我们财政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比如说收上来的税，首先要保证付息资金，降低了整个财政的统筹能力，正是因为财政形势比较严峻，我们整个收入支出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反而给我们提出了优化支出结构的要求，对我们政府部门提出了花钱必问效的要求，这对我们整个政府改革都是有利的。

第一财经：您刚才也提到了，财政支出在各个领域都更多了，一方面最基本的要保民生，另外我们看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了，未来要杜绝这种“卡脖子”的现象，要保证供应链安全，很多的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要往这方面倾斜，另外各个地方政府还有自己的改革任务，这些怎么来保证财政政策支出的平衡？

多方式多层次支持财政平衡、可持续支出

罗志恒：确实，现在财政的平衡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有的方面是技术问题，但有的方面可能还是一个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体制机制更完善了，激发大家的积极性，每花一块钱能收到的收益更高。第一个直接去投资，第二个设立引导基金，去激励大家更好的往这个领域倾斜，相当于我们财政资金发挥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第三，我们通过财政贴息的方式去解决融资的问题，因为融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就通过贴息降低融资成本。第四，我们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科技领域天然带着一种风险性、不确定性，跟我们传统融资，尤其是银行融资需要抵押物不一样，科技融资的主要核心力量就是团队，可能就是一些理念和想法，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风投，我们的资本市场给他一些相应的支持，所以需要我们从多个维度，包括资本市场建设去支持它。

第一财经：财政和金融如何协调的问题，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就是财政与货币金融如何进行接下来的制度安排，您认为赤字货币化的争论还会继续延续，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财政职能更倾向结构性导向 暂不适合赤字货币化

罗志恒：说我们现在要搞赤字货币化的状态，我们并没有到那个程度，中国这个政策是有定力的，有空间的。财政和金融的手段之间是有不同的效果的，比如我们说金融手段，它是一个总量的手段，它的结构性的效果比财政结构性效果差。虽然我们创立了各种结构性的金融工具，但毕竟是资金，不太可能强行要求它到哪些领域，只能说引导它，改变成本收益，让它到特定的领域，但这毕竟要做大量的工作。而财政政策的支出结构决定了财政政策结构性的导向，所以这些年我们对财政政策越来越倚重起来，因为我们要调结构，就需要财政政策的作用。无论是赤字率也好，还是短期的专项债也好，最终是约束我们的杠杆率，以及能不能还本付息。

第一财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看今年整体的财政政策的走势，今年预计还会发行多少专项债，您觉得整体的赤字率怎么定夺？

赤字率回归3%左右 应适度下调专项债额度

罗志恒：这个问题要放到整体的财政政策的角度下考虑，因为赤字专项债，特别国债，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根据财政经济形势做出来的判断，它是要根据我们的收入、支出最后倒计出来的。经济在恢复，经济社会的风险在下降，这时财政刺激性的政策就有必要退出了。我觉得赤字率应该会回到3%左右，具体是多少水平还要根据最新的总量和结构的预测来判断。除了总量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判断，专项债是要拿专项的项目来偿还债务的，但近些年有些项目可能收益没有那么好，或者说专项债投入的项目的收益率在下降，在某种意义上就导致我们可能会在偿还专项债这一块，项目的收益跟专项债的匹配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协调。我觉得这时可能要适度下调专项债的额度，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般债了，所以我认为专项债可以下调一点，然后一般债和国债可以适度多发一点，尤其是国债可以多发一点，发国债之后再转移给地方，去缓解我们基层的财政困难。

第一财经：国债、地方债等这些今年都会密集到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您觉得可能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有什么对策？

财政政策有多种方式应对债务集中到期风险

罗志恒：应该说2021年2022年这两年地方债和国债的到期额度相对较高，可能对我们财政的压力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凸显，更加考验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这应该有很多方式去解决，比如说第一，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第二，统筹使用财政资金；第三，盘活财政资源，比如说地方政府有一些闲置的国有资产，这个时候提高它的使用效率，还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手段去堵塞一部分漏洞，不是收过头税，是要原原本本的、不折不扣的把这些减税降费落实到位，我们也绝不允许有各种偷漏税的行为，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把这个漏洞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