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刚川》到《1921》，主旋律电影要为平凡人立传

《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近年来，多部主旋律影片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1921》《革命者》等一批主旋律电影即将与观众见面。6月13日，在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探索”金爵论坛上，制片人梁静、导演李骏、导演尹力、编剧赵宁宇、导演郑大圣等多位参与主旋律电影创作的电影人达成共识：主旋律电影其实就是主流电影，这些主旋律影片之所以越来越受年轻观众欢迎，正是因为其表现形式受到观众的喜爱。

较早探索主旋律电影创作的导演尹力认为，新时期的主旋律电影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市场成功，收获了年轻拥趸，主要原因是这些影片思想精神、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回归了电影的基本属性，即艺术、工业、科技和工业属性，尊重了电影的创作规律。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开天辟地》，到十余年前的《张思德》，再到今天的《金刚川》，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金刚川》编剧赵宁宇看来，中国主旋律电影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九十年代初涌现出一批优秀代表作，到2002年、2003年，电影产业改革，主旋律影片升级，像《张思德》《云水谣》《铁人》等在叙事上，视听美学上，人物定位上和观众共情上，给了我们这代创作者很深的影响。当下阶段，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电影人投入到新主流电影创作中，各方面成绩都非常不错，还需要不断攻克技术、艺术问题，在探索中前进。”

制片人梁静先后参与制作《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和即将上映的《革命者》等主旋律影片。在她看来，主旋律电影的价值观代表了一种正能量：“在很多国家其实都有这样的电影，而且都相对在商业上非常成功，我们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探索。”

作为《1921》的联合导演，郑大圣回忆与黄建新合作拍摄《1921》时，黄建新的：“与其说是主旋律，不如说是主流电影。我们所有电影工作者、创作者都有一个共识，基于电影规律本身，我们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主流电影。”郑大圣相信，越经典的题材越有长久的生命力：“随着时代的眼界，观众审美趣味、眼光不断刷新，越经典的题材越有潜力做出新的诠释。”

从“主旋律”到“主流”，为最普通的人立传

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1921》回到百年前的历史现场，全景式再现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先辈，《我和我的祖国》通过小人物的故事串联，折射大时代的变迁，《金刚川》则展现了炮火下小人物舍生忘死的群像力量……近年来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方式，越来越多的影片将大时代背景和小人物的经历结合。赵宁宇认为，要挖掘普通人的故事，除了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之外，普通的战士、学生、工人、农民等，实际上有巨大挖掘价值，可能是未来的突破口。

“《1921》描述13位来自各个省的最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物，是100年以前思想最先进的一些年轻人，我们要回到人物，试图去体会、去描绘这些平均年龄才28岁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灵魂。这是我们这次想努力做到的同类题材当中的新的开拓。”郑大圣表示，“包括他们之间激烈的抗辩，理论的交锋，所有这些都应该回归到本色，他们那时候还远未成熟，还远不是伟人，就是年轻的普通人。”

尹力以《张思德》《铁人》为例，强调小人物的重要性：“为张思德立传，就是为最普通的人作传。这样的人构成了我们事业的基础，千千万万籍籍无名、讷于言敏于行的小战士，构成了革命事业的基础。”尹力表示，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的特质，但是在普通人身上表现出来跟普通人不一样的就是不俗。“即便那个最困难的年代，像王进喜这样的人，老婆孩子热炕头也是人生最期盼的标准。恰恰就是这样不俗的人，构成了鲁迅先生说的中国的脊梁。”

导演李骏的新片《无限深度》也将镜头对准了小人物，讲述地质灾害中，铁道兵、爆破工程师等普通人面对灾难时，身上迸发出的强大能量和勇气：“我们拍的是英雄主义，每个时期的观众都愿意看英雄人物，英雄主义是不灭的。电影里虽然是普通人，但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有强大的能量，有救援的能力，有奉献的精神。”

梁静介绍，讲述李大钊追寻正确革命道路历程的影片《革命者》，监制管虎与导演徐展雄，和编剧团队一起通过不同阶层、不同职务、不同社会角色等角度，还原李大钊在他们心中的样子。

“当时来讲，李大钊确实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坚定信念，舍生取义。如同拼图一样，我们将李大钊慢慢呈现在人们面前，让大家知道他如何坚定信念，并带动同样有信念、有热血的青年完成了这么伟大的事业。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关注到小人物的力量？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是每一个小人物建立起来的。”梁静说。

内心深处的火花迸现，是任何高新科技达不到的

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电影工业体系逐渐走向成熟。国产主旋律不但在内容上赢得观众认可，制作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八佰》全片使用IMAX摄影机拍摄,《无限深度》中有1600多个特效镜头。在李骏看来，当互联网、5G时代来临，当流媒体技术越来越成熟之后，人们看电影包括电视屏幕也越来越大，视听渠道和观看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人们愿意走进影院，主要还是基于共同的情感体验，电影技术的革新就是为了强化观众在影院集体观看电影所产生的激动、喜悦等情感体验。

郑大圣亲历了胶片时代到数字化时代的技术革新，他谈到，此次《1921》的技术运用是理性和节制的。在拍摄《1921》时，黄建新时常告诉他，不要被最新的、最炫的技术诱惑，为技术去设计场面或者镜头。郑大圣记得，每当在监视器前看到演员们生动面孔与眼睛里的光彩时，黄建新会说：“你看，这是任何高科技达不到的，这才是高科技。”郑大圣认同这种内心深处的火花迸现，是任何高新科技达不到的：“只有在塑造人物、传递人物内心世界时，高新技术才能为一部影片加分。”

尹力希望，创作者在掌握了高科技的今天，依然能够让创作回归“初心”。从电影诞生那天起，从爱森斯坦到格里菲斯，都在反映普通人的生活、表达普通人内心的情感，探讨生命的意义：“不管科技如何进步，不变的是艺术家在电影中能够把最普通人的情感调动起来，从而跟观众达到共情互动的艺术效果。正是因此，电影永远让我们被吸引，永远让我们自己能够感动，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创作感动更多的普通人和广大观众”。

主旋律影片在类型化方面做了诸多探索，市场上也得到了不错的回馈。在主旋律电影即主流电影的认知基础上，郑大圣认为，它天生就是要谋求最大可能的市场的回应，与此同时还需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我们要依于现实、依于史实、依于价值观、依于人类共通的情感。“创新”，这是我们做电影的人永远的悬念和题目，什么样的类型杂揉，以什么样的分寸比例来勾兑，给我们带来面目一新的电影形态，整个电影史就是这么发展的，这个方向永远是充满悬念，吸引我们继续去探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