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金融业营商环境和生态环境分析报告

金融业发展与环境息息相关，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环境因素影响着金融业发展。与自然界中生物的生存发展一样，金融业的发展也需要自身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良好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良好的社会诚信文化、宽松的政策环境等都会促进金融业的良性发展，反之则会产生阻碍作用。因此，在加强金融部门建设的同时，也应对构成金融部门生存基础的各类金融环境因素进行改善，这有利于金融资产质量的提升和金融机构运行效率的提高。

本文根据海南省金融业的发展情况，设计了一套金融营商环境和生态环境评价准则，通过对海南省近年来金融业发展变化情况的分析，科学评价海南金融机构运营和发展环境，找出海南目前金融环境的优势和不足，以期为海南打造健康、有序的金融营商环境和生态环境提供参考。

省内金融业营商环境和生态环境主要构成及指标选取

金融业营商环境是指金融机构经营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等等，这是从企业经营角度去分析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金融业生态环境是指对金融的生态特征和规律的系统性概括，它本质上反映了金融内外部各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有机的价值关系。2004年12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首次提出“金融生态”的概念，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

总体来看，金融业营商环境和生态环境包括宏观、中观、微观等多个环境，是与行业生产、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综合，涵盖了法律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社会信用状况、行业发展情况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因素，是金融良好有序运行的基础条件。

为全面分析海南金融业营商及生态环境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本文将从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制度环境、行业发展环境、监管能力环境、社会信用环境和人才质量环境六个维度，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分析当前海南省金融业营商环境和生态环境。

01PART宏观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指标反映了一个区域整体的经济运行情况，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波动性。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金融稳定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是投资的风向标，因此本文将宏观经济环境纳入金融生态环境体系中，主要是对近年来海南省的宏观经济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

02PART政策制度环境

经济发展，政策先行，资本流动对政策利好较为敏感。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是产业有序、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给投资者形成长期稳定的收益预期，因此，好的政策制度环境能够吸引金融资本的进入。海南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以来，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密集出台，这对海南的金融环境影响深远。

03PART行业发展环境

金融部门的基本功能，是通过提供产品与服务来媒介储蓄向投资转化。通过这一活动，金融部门实现着引导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实体经济是金融主体存在的根据、服务的对象和生存的空间，而产业是实体经济的载体。因此，产业发展水平决定了金融业发展的基础，是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南省的产业体系、产业规模、产业规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海南省金融业的发展方向、规模和潜力。

04PART监管能力环境

金融监管是金融生态的重要因素，强大的金融监管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金融活动中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可能导致资源配置失效或金融风险的积聚。为了保证金融交易顺利进行，金融监管机构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金融监管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监管当局，二是法律、财务服务机构。

05PART社会信用环境

社会信用环境是指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与信用程度。契约实施过程中，破坏信用的行为直接影响和损害了经济利益主体的正常发展。对于金融业来说，如果出现的大量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就是在经济发展中破坏社会信用，直接影响金融业健康发展。海南自贸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门户，也是未来金融开放的高地，社会信用环境建设极其重要，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评估。

06PART人才质量环境

金融业从业人员质量是金融业发展中的关键因素。金融业对从业人员的学历和专业素养要求较高，金融人才，特别是具有现代金融理念和国际化视野的高端人才储备，决定了一个地区发展金融业的潜力。

省内金融业营商环境和生态环境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经济增长较快，发展底子薄弱

2021年上半年，海南全省经济在实现“十四五”开局之年“开门红”的基础上继续向好发展，上半年GDP两年平均增速居全国第二位，明显高于除湖北以外的其他各省份。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7%，比2019年同期增长24.3%，两年平均增长11.5%。从投资类型看，非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1.8%，增速高于房地产开发投资2.8个百分点。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开发）增速提升，同比增长38.2%。

一年来，海南对市场主体的吸引力显著增强。新增市场主体共计42.8万户，环比增长52.31%；其中新增企业约20万户，环比增幅达到136.73%。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三个领域累计占新增市场主体总数近70%。外资吸引继续加速，今年上半年，海南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79家，比2019年同期增长500.61%，同比增长384.65%，新设外资企业数量接近去年全年水平（1005家）。

一年来，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速，广发银行海口分行获批筹建，保险公司新增开业3家，新增证券期货公司分公司9家，新增1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分公司。新增私募管理人47家、备案私募基金214只、私募基金管理规模375.39亿元，分别增长85%、180%和158%。QFLP政策吸引力持续增强，落地QFLP基金13支，注册资本共计11.76亿美元，累计跨境流入2.08亿美元；QFLP基金管理企业10家，注册资本共计4.16亿美元，累计跨境流入464.03万美元。新增3家上市公司。截至2021年5月末，FT账户余额76.77亿元，是去年同期的87.49倍。一年来，通过FT账户共发生资金收付金额772.9亿元，增长3.7倍。

海南经济基础底子薄与建设目标高存在突出矛盾，实现2025年阶段目标面临不小挑战。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尽快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自贸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迫切性、战略性。当前，经济基础仍然薄弱是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从现实情况看，海南建设自贸港起步晚、基础弱、开放水平较低，虽然2021年上半年海南GDP增速较快，达到17.5%，但在全国31个省市中依然排28位，位次并没有变化，仅高于西藏、青海、宁夏，人均GDP仅有全国的77%。上半年，海南省货物贸易对外依存度16.86%，比全国平均水平31.71%低将近15个百分点。虽然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81.23%，服务贸易对外依存度也仅有4.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大约一个百分点。此外，存在较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无论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城镇化率差距更大，制约了土地等重要资源使用价值的提升。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海南每平方管理的土地产出的GDP仅相当于新加坡的0.41%、香港的0.63%。作为管辖2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海洋大省，2020年海南海洋经济增加值仅0.15万亿，占全国的1.9%，远低于广东、山东、浙江这些海洋经济大省。

政策制度层面

02PART最高水平开放政策优势明显、制度创新措施需加快完善

自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经济特区三十周年讲话中首次提出海南自贸港建设规划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海南自贸港发展做出指示，用词从“逐步探索”、调整为“加快探索建设”、“加快推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指明了方向。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各方面的支撑政策先后出台。在贸易投资政策方面，建立以“零关税”为主要特征的货物贸易制度，先后出台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若干措施28条、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22条、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为27条。在金融支持政策方面，制定出台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33条等政策文件，推动建立与自贸港相适应的金融政策和制度框架，推动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新型国际贸易结算便利化。

一年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海南金融管理机构不断创新服务，启动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试点，全口径跨境融资杠杆率提高至2.5倍。出台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境内股权投资暂行办法，首支落地的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基金已汇入投资基金1.49亿美元。2020年实际利用外资30亿美元左右，实现连续三年翻番目标，在海南设立外资企业的国家和地区比前年增加40多个，经济小省迈向全国外资大省行列。

一年来，中央、国务院为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持续释放政策红利，不断赋予海南省特殊政策措施，让海南省拥有诸多其它地区无法比拟的政策优势集合。但当地政府政策落地实施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制度创新仍待加强。一些部门存在固守各种“条条框框”、思想不够解放、不敢为天下先的问题，考虑海南自贸港发展时，仅站在海南层面考虑，没有从全国、全球的层面进行思考和布局，导致海南开发开放步子一直没有放开，制度创新层面没有大的起色。甚至有些部门“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一味保守行事。

政府部门主动服务意识不足。

政府在行政效率、服务态度、公开透明等方面还存在差距。政务环境影响投资环境、经商环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营商环境指标中，在政务环境维度上，海口市以70.08 分排在第32位，处于下游的位置。企业普遍反映海南省“面子环境”提升很快，但在后台审批管理的“里子环境”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部分建设项目在环评、消防等审批方面存在耗时长、耗费大的情况。这都反映出海南省一些部门存在主动服务意识不足、不敢或者不舍得放权的问题。

政策延续性、持续性不够。

海南上层领导高度重视，但是政策的效能不佳，有“政策不出国兴大道”的说法。许多政策与投资项目要么因为“领导班子换了”而直接取消，要么因为“拖字诀”而搁置至今。好的政策永远“在路上”，永远未落到实处，容易出现政策走样、政策变形、政策不到位的情况。海南省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新官不理旧账”，新的领导班子到任后，对前任的项目、资金、投资或者相关条款就不管不顾，投资项目被拖延搁置，造成人员、资金、效益与财产损失，导致许多投资项目的落地往往不是看政府的“规章制度”而是看“领导任期”。

行业发展环境

03PART产业发展迅速、加快打造支柱产业

产业是决定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产业竞争力是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今年上半年，海南紧扣“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和“3+1”主导产业，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建立开放型生态型服务型产业体系，产业基础进一步夯实。

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4321.1万人、实现旅游收入819.8亿元，两年同期平均增速分别为5.8%和29.3%。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正式挂牌，深海基地南方中心创新平台投入使用，长光卫星应用项目开工建设，“深海一号”气田顺利投产。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67家、迁入22家，总数增至1027家，1月至5月实现营收346.7亿元、增长21.8%。字节跳动、腾讯等互联网头部企业在琼业务迅速扩大，游戏数码港聚集游戏企业超1400家，带动行业实现营收725亿元、增长45%，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3款药械通过临床真实世界数据试点上市，接待医疗旅游4.8万人次、增长4.2倍。金盘科技实现海南省科创板企业“零突破”。首届消博会吸引70个国家和地区超2600个品牌参展。新开建高标准农田32.2万亩，播种粮食作物239万亩。

海南产业结构需要升级。海南三大产业2020年占比为20.5：19.1：60.4（全国数值为7.7：37.8：54.5），从农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过渡的特征明显。海南农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大，产业结构不够丰富，支柱型产业有限，制造业基础略显单薄，产业素质还有提升空间，工业基础暂未达到向现代先进制造业转型的水平，建成现代科技与工业相结合的商品贸易基地的条件尚不成熟。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要支撑的新业态、新服务模式和新管理方法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比重达到60.4%，比全国平均水平54.5%高出约5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5%，但总的来看，海南服务业机构中，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现代服务业比重较低，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市场主体特别是龙头企业偏少、国际化水平低等成为制约海南服务业对外开放掣肘。金融专业服务方面，进驻海南的金融机构的“量”和“质”亟待提高。

生态是海南的本色，绿色是海南的底色。绿色金融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但金融机构在开展绿色金融服务时，往往缺乏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在开展绿色贷款，部分行业需要做绿色认证，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认证费用高，许多中小企业不愿承担该部分费用，因而无法认定为绿色贷款，无法享受政策红利。环境违法类企业客户信息仍依赖于手工收集，绿色信贷自动化风险防控体系难以建立。与其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相比，目前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对于本地的绿色发展规划，以及相关的建设、评价、激励机制仍有待完善，当地金融机构在大力推进绿色金融业务时需要更进一步的政策指导。未来海南自贸港的金融须完成向现代金融体系的转换；打造适配于人流、物流、技术流、资金流以及专注于产业聚集所需要的金融服务能力，不断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监管能力环境

04PART监管机制不适配、人才储备不足

从定位来看，海南自贸港作为联通国内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桥梁和平台，其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至关重要，既要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向国内传递蔓延，又要推动国内市场向国际金融市场分散风险，这对省内金融监管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对省内金融监管力量的建设提出了较高标准。

为应对海南自贸港金融监管的新形势新情况，需要省内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一套有别于内地的监管机制和监管模式，特别是在监管制度体系方面要加快制定调整方案，要能够对省内金融市场实现有效监管的同时，又要与内地金融市场和海外金融市场的监管机构保持畅通的协调联动机制，兼顾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变化及趋势，做到精准预警、精准识别、精准干预。同时，省内金融监管机构的人才队伍建设，也将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在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金融监管机构需要补充大量熟悉国内国际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具备长期监管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才能满足保障海南自贸港金融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需求。

但就目前省内金融监管机构来看，各方面的情况还有较大的差距。首先，现有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银保监会海南监管局、证监会海南监管局和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构成的“1+2+1”模式，在监管模式上缺少灵活性、主动性和统一性，缺少足够的监管权限和监管资源应对突发性的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其次，金融监管基础设施还有待建设与完善。目前，省内现有金融监管基础设施是以省内金融市场设计的，但省内金融市场以银行业机构为主、其他金融机构发展缓慢，导致省内金融监管基础设施水平建设滞后，与广州、深圳、上海等开放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监管系统开发、数据存储和处理分析、备用数据库建设等多个方面，都难以胜任兼顾对国际国内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的要求。再次，长期以来，受限于海南省经济发展水平，各家金融监管机构引进人才难度较大，队伍建设短板明显，监管经验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此外，原有监管队伍适应新形势新环境的能力建设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从长期来看，除了逐步对软硬件设备升级换代外，加快建立对现有监管干部专业能力和金融市场知识体系的培训机制，将为持续提高监管能力的技术性和专业性提供重要的支持。

社会信用环境

05PART发展方向应适配自贸港发展需求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信用经济，高度发达的信用体系在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打造规范、公平、透明、可预期、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海南省把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海南自贸港重大战略任务之一，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比如，在制度建设方面，出台《海南省“十四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等10 余项制度文件，推动生态环境等7个重点行业领域地方法规制定修订中增加信用监管内容，再比如，在基础支撑方面，升级后的海南自贸港一体化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实现横向对接 46个省直部门，纵向与国家信用平台数据共享交互。

但就目前而言，海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国内先进、与国际接轨、与自贸港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的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与国际接轨、与自贸港相适应” 的环节还有明显的差距。总体来看，海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各项工作主要集中在提高省内社会信用水平的环节，仍处于打基础、补短板的阶段。

但海南与内地其他省份和城市不同，“封关”之后，海南自贸港要推动实现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仅凭省内社会信用体系，无法满足这些方面对信用体系的高标准高质量需求。从发展方向来看，加快建立与国际社会信用体系的合作机制，建立对来海南自贸港工作、投资、创业的非境内居民的社会信用快速查询、准确识别、持续追踪的可行机制，搭建对外综合信用管理平台，是海南自贸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一旦建立起对海外各国社会信用体系的联通机制，可对省内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多重支撑，可明显降低单个金融机构信用信息搜集和查询的成本，提高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系统性和时效性。

人才发展环境

06PART专业能力不足、缺乏适配的培训机制

金融业是一个跟风险打交道的行业，识别风险、管理风险和经营风险是金融业实现行业价值的基础，作为一个知识密集型行业，能否保持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能否守住风险底线，关键在于金融人才是否具有匹配的专业素质和能力。从海南自贸港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内地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类型逐步扩大，在开放型经济体导向下，省内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将会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在服务对象方面，将由省内本地企业转变为由省外迁入的企业和新设企业，在业务方面，传统业务将会逐步让位于国际金融市场业务。行业发展环境的显著变化，对省内金融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但就目前而言，省内金融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金融从业人员知识体系老化，对新产品新业务的接触较少，对业务和产品的创新能力和主动性不足，金融机构缺少国际金融经营理念和从业经验的从业人员以及复合型金融人才的现象较为普遍。在外部因素方面，薪酬缺少竞争力、职业空间天花板较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方面的问题，限制了对内地具有丰富从业经验、专业能力较强从业人员的引流作用。在内部因素方面，对于省内金融从业人员再培训再教育机制长期建设不足，是限制省内金融从业人员素质提升与能力提高的关键。

从中短期来看，进一步放开对金融从业人员引进的限制条件，在落户、购房、购车等方面给予金融从业人员引进更为优越条件，会起到整体提高省内金融从业人员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能力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加快建立对省内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机制和培训体系，搭建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提升平台，完善市场化、社会化的金融人才发展机制，鼓励市场化机构与高校院所合作，在海南开展金融培训和职业教育等举措，才能为提高省内金融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业务素质提供持续的驱动力。

（作者为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