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新阶段中美贸易关系怎么走？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如何收官？

根据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内容，我国需在2020-2021年两年时间内，在2017年的基数上，扩大自美国采购的商品和服务不低于2000亿美元。商品采购分三项，农产品部分，两年分别较基年新增125和195亿美元；制成品部分，两年分别较基年新增329和448亿美元；能源品部分，两年分别较基年新增185和339亿美元。

疫情扰动、通胀高企和高水准目标导致中美第一阶段执行存在不小难度

中美第一阶段的完成进度和目标要求仍有差距。若2021年底完成中美第一阶段目标，则我国在2020-2021年的自美总进口额需达约3805亿美元，年均进口额达约1902亿美元。但据历史数据，我国自美进口近五年维持在年均1400亿美元的水平，年均1902亿美元的进口额超出了目前国内市场能够消化的程度。截至2021年11月，我国自美进口约完成两年总目标的58%。从进口完成度看，农产品>制成品>能源品，截至2021年11月，农产品、制成品、能源品的进口分别已完成两年目标的84%、58%和43%（图表1和图表2）。我国自美进口农产品、制成品、能源品的价格弹性依次增强，对美依赖程度逐渐降低，解释了我国自美进口三类产品完成度依次下降的原因。

农产品采购完成度较高，对其他农产品进口国产生挤出效应。农产品完成比例相对较高，达到84%，主因是农产品的两年目标新增量仅为2017年自美进口额的1.3倍，农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价格需求弹性小且进口需求稳定，故完成难度相对较小。我国多次强调优化农产品进口的重要性，2019年1号文件直接指出要“主动扩大农产品进口”。2020年1月和2021年4月，我国自美进口农产品的增长率经历了两次飙升，增速高达120%和190%。我国自美进口大豆挤出了自阿根廷和加拿大的进口份额（阿根廷和加拿大的份额由5.3%下降至3.4%），自美国进口谷物挤出了自加拿大的进口份额（加拿大份额由17.9%下降至12.3%）。

受疫情初期价格下跌拖累，能源品采购完成度较低。第一阶段能源品完成比例为43%，主因是能源品的两年目标新增量高达2017年自美进口额的7.7倍，目标设定较高。2020年我国完成98亿美元的能源品自美进口，仅为2017年的1.4倍，受到国际油价大跌、量增价减的拖累。2020年我国进口原油、天然气分别为5.42亿吨和1.22亿吨，较上年增加7.1%和3.4%；但进口金额分别为176亿美元和42亿美元，较上年减少26.4%和19.8%。我国从美国进口能源品的份额从年初的0.7%上升至年末的9.2%。现今美国页岩油目前处于非增产周期，天然气受制于中美运输条件限制和传输高成本影响，自美国进口石油和天然气难以在短期内大幅扩张。

制成品完成度受到美国疫情干扰和高通胀下的结构性失业影响。第一阶段制成品完成比例介于农产品和能源品之间，为58%。制成品的两年目标新增量与2017年自美进口额相当。因制成品行业对劳动充足率要求较高，美国疫情干扰和高通胀影响下的结构性失业仍然存在，加剧制成品供给紧张程度。航空、航天器械及其零件的自美进口比重由2017年的55.3%降至2020年的28.8%，拖累自美制成品进口下滑12.9个百分点，这与疫情爆发后商品跨国运输收缩和旅游服务需求骤降有关。2021年变异病毒干扰东南亚复苏，芯片供应短缺严重，全球“缺芯”加剧了美国汽车、航空航天器材等制成品的生产压力。

第一阶段期间美国对我国的贸易逆差形势未变

在延续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压力下，叠加中美第一阶段高目标设定，2020-2021年美国对华逆差原本有望收窄。但第一阶段执行期内，美国对我国的贸易赤字却不断扩大，进口依赖度也显著提升。2020年我国虽加速从美国进口第一阶段协议的清单产品，但对美贸易顺差仍高达3171亿美元，与大规模加征关税前的2018年基本持平。2020-2021年，中国自美进口总额的同比增速为110.6%和35.1%，而2018-2019年却是-26.3%和-5.7%。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进口占比呈显著上升的态势，动物进口占比1.73%升至3.33%，植物进口占比6.59%升至14.68%，矿产品进口占比3.8%升至12.81%，显示我国自美农产品和能源品进口在第一阶段期间有了明显抬升，我国对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力度并不小（图表3）。但第一阶段期间美国对我国的进口依赖度不断加强，美国自我国的进口增速2019-2021年间显著上升，由-21.4%升至6.1%。从商品结构的同比增速上看，美国对我国的进口依赖是全面性的（图表4），消费类食品，2020-2021年自我国进口增速由-62.0%升至71.4%；能源类矿产物料，2020-2021年自我国进口增速-37.9%升至102.6%；纺织类初级劳动密集型制造品，2020-2021年自我国进口增速-24.6%升至68.0%；光学医疗仪器等高端技术密集型制品，2019-2021年自我国进口增速-14.5%升至114.0%。2017-2021年期间，美国自我国的进口商品结构比重变化不大，且对我国进口依赖较强的商品始终集中以下3类：机电音像设备及零件（五年平均占比45.4%）、杂项制品（五年平均占比12.6%）、纺织制品（五年平均占比10.0%）。

当前美国高通胀是制约第一阶段协议目标完成的主因

高通胀削弱了美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第一阶段协议清单中能源品、农产品和部分制成品处于价值链中上游，美国高通胀提升了中上游产品价格，降低了出口竞争力，导致挤压进口企业的利润空间，拉低进口意愿。美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由2021年初的104.8上升至10月的110.7，涨幅5.5%，而2020年涨幅则为1.8%。其中，美国对我国的出口商品价格指数在2021年和2020年的涨幅为3.5%和0.5%。由此可见，2021年美国高物价对我国造成了输入型通胀压力。为保障外贸企业经营利润和保持物价相对平稳，规避自美高价商品的进口，成为经济主体的自发选择。

由供应链瓶颈引发的通胀加剧了美国出口增速回落。历史数据表明，美国的出口增速与通胀率走势具有同步性，但自2021年7月以来，美国通胀水平和出口同比增速出现背离，通胀高企的同时出口增速快速下滑（图表5）。主要原因在于本轮通胀的起因和以往不同，以往通胀以“货币投放型+需求拉动型”为主，本轮通胀由“货币投放型+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多因素共同作用。美国货币宽量投放是形成通胀的基础，能源类大宗商品供给约束形成的需求拉动是造成通胀的直接原因，而美国通胀不断走高的主要因素是工资与通胀螺旋上升引发的成本推动。疫情期间，美国的结构性失业、岗位转换和提前退休等问题严重，加剧了高成本对通胀的拉动。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在货币超发和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情景下，社会产出将进一步降低，失业率居高难下，随之带来生产供给不足、出口动能乏力及增速回落。

改善中美贸易和下调对华关税，成为美国缓解高通胀的可选择手段

在疫情持续反复的情形下，特朗普时期的加征关税加剧了美国供应瓶颈和通胀水平，结合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执行率不高的情况，调整并降低对华关税可能成为美国缓解高通胀的重要手段。

美国当前高通胀掣肘经济发展

物价上涨制约消费、拉低居民消费信心。2021年美国CPI已连续7个月突破5%，不断创出历史新高。去年美国商品价格涨幅10%以上已达23种之多，其中汽车租赁涨价52.6%，酒店和旅游涨价19.6%，肉类食品涨价17.0%。据抽样调查，通胀高企造成家庭支出成本增长高达3倍。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速自4月以来不断走低，增速由29.9%降至11.9%，密歇根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创2011年以来新低。可见美国消费动力不足、消费信心下滑与通胀水平高企有关。

工资刚性和结构性失业抑制就业复苏。疫情前，美国非农时薪同比增速稳定在2%-3%，物价增速跟随工资增速波动。2021年4月以来，物价飙升刷历史新高，非农时薪同比增速居于高位但远未“跑赢”CPI上涨速度,非农时薪增速与CPI同比增速之差于4月首次出现负值-3.87%，并延续至10月的-1.36%。当平均工资增速慢于物价涨幅时，中低收入岗位就业意愿就会受到抑制，物价过快上涨拖累就业市场恢复和经济复苏进程。

通胀抑制供应恢复、冲击企业生产经营。2021年美国PMI物价指数不断攀升，由年初的77上升至85，但PMI产出指数则由年初的60微降至59.3，显示不断高涨的物价拖累了制造业的产出水平。虽然美国因终端需求较强，PPI向CPI传导路径相对通畅，但成本压力将会限制企业的投资规划和生产决策，尤其对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形成冲击。美国中小企业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3.5%，在出口中占比达31.6%，每年创造了64%的私营部门新增就业岗位，提供了私营部门工资总额的39.7%，是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而通胀高企给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压力，对经济的全面复苏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对华加征关税加剧美国通胀并损害消费者利益

事实已经证明，抬高对华关税的成本由美国消费者主担。据美国政策研究机构（AAF）统计，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232条款和301条款）在2020年美国进口商品中涉及3319亿美元金额，增加的关税成本合计514亿美元。据测算，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92.4%的成本，仅7.6%的成本被我国消化。这不仅给美国企业造成1.7万亿美元的市值损失，而且两年内加征关税使美国家庭总收入降低了880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为进口商品支付高出原价约20%的费用，加重了美国消费者负担。

抬高对华关税引发了市场扭曲和国际供应链压力。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欧盟等地加征关税，这种贸易保护手段释放出市场波动的预期信号，可能会引发囤积居奇行为，推高物价上涨。加征关税还会引发贸易伙伴的关税反制，造成更广泛的国际供应链压力。据统计，关税反制涉及的美国出口商品价值达791亿美元。在当今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格局下，美国电子和半导体产品的生产离不开东南亚的芯片加工、中国台湾的组装制造。一旦对自美上游产品加征反制关税则会加剧中下游生产链压力，为高通胀火上浇油。

加征对华关税加剧了美国国内供应瓶颈。据2018年以来的数据观测，美国受特朗普关税保护政策涨价较明显的进口产品，受供应链瓶颈影响也较大。其中耐用消费品关税涨价6.1%，供应瓶颈涨价49.2%，金属工业用品及材料关税涨价2.0%，供应瓶颈涨价30.1%。特朗普敢于在耐用消费品方面加征对华关税，因为有越南等地的低成本产品供给作为支撑。但在疫情扰动下越南等地区正面临产业链修复不稳、供给链渠道不畅的严峻考验。拜登政府的基建计划是美国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推手，将带动金属工业品需求不断增加。下调对华加征的关税，有助于缓解美国供应瓶颈最为严重的耐用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的通胀压力。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考量：有足够的意愿和空间进行关税调整

在美国经济复苏受到高通胀和疫情干扰的当下，促进中美经贸回暖正在成为对华贸易政策的优先选项。美国调整对华关税有较明确的诉求和充足的意愿，并具备一定空间。去年9月10日中美元首通话为中美关系定下“重回正轨”的基调，释放出双边贸易关系改善的信号。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强调了中美贸易不应“脱钩”，而要“重新挂钩”，此番论述被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回归及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纠偏。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启动关税重新评估程序。10月26日中美相关高官通话，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协调，调整对华关税政策遂成为双方关注焦点。11月12日，美国进出口商协会（AAEI）、美国商会（USCC）、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NFTC）等24家美国商会和行业协会联名致信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扩大关税豁免程序，为美国人提供额外的救济”，体现了美国实体经济降低对华关税的较强意愿。11月16日，两国元首举行视频会晤，进一步增强了中美经贸发展正面预期。12月2日，耶伦在路透社会议上表示：每年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确实导致美国国内物价更高，通过重启排除程序降低上述关税，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

虽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缓和”意向明确，也具备足够的意愿和空间调整降低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对华关税，但从贸易利益的角度看，美国全面快速下调关税可能性不大，大概率会有步骤、阶段性地推进关税豁免。从实际经济利益出发，关税对CPI涨价影响较大且对我国进口依赖较高的行业可能列入优先减免范畴。其中，机械设备、机电类成品将进入最先减免行列。一是高关税对机械制造、劳动密集产业的通胀影响最显著。据测算，关税对皮革鞋制品、电子光学仪器、机械制品、橡胶塑料CPI指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5.2%、2.5%、1.3%和1.1%，其他商品的CPI影响系数均小于1%。二是美国电气制造、机械设备对我国依赖度最高，输入型通胀路径对美国物价影响的强度最大。根据中美国家间区域投入产出表和美国进口完全消耗系数，经过我国出口对美国通胀的行业影响系数测度发现，计算机设备、电气设备、金属制品等机电类商品对美国输入型通胀影响系数居于前列。同时，通过中美贸易结构分析发现，美国自中国进口机电商品的占比高达45%，是进口依赖度最高的大类商品。三是从美国关税排除清单可推断相关产品优先进入豁免行列。美国对华启动了关税“武器”的同时，也给一些重要品类留了“后门”。自2018年12月起，USTR网站上陆续公布关税排除清单，机电产品和机械设备优先进入关税排除清单。2019-2021年间，非防疫物资的排除清单及延期清单生效的商品数量中，机械设备、机电产品、家具制造、汽车船舶的平均占比最高，分别为41%、36%、10%和9%。

将机械设备和机电产品纳入关税排除清单与美国价值链地位和专业分工有关。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通过测算美国的机械设备和机电产品行业的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发现，美国机械设备和机电产品的前向参与度高于其他机电品生产大国，表明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地位，占据研发高端环节；同时美国的后向参与度高于其他机电品出口大国，表明美国占据销售服务的尾端位置，将高附加值环节留在国内，低附加值环节外包海外，对机械设备和机电类中间品进口依赖度较高。故当全球疫情突袭，对美国价值链两端环节产生较大冲击时，原有关税壁垒加剧了价值链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阻塞程度。

劳动密集型商品关税减免视东盟生产链恢复情形而定。据美国历次公布的关税排除清单，食品、农产品和纺织服装始终未大规模进入到清单中。只有在2020年二季度疫情冲击下，韩国越南等地实行封锁后，防疫物资、“宅经济”品类、纺织品、家具等相关品类才陆续进入美国的排除清单。若东盟产业链修复，中长期订单回流，则美国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进口依赖度可能会下滑，但若东盟产业链修复不稳，短期内订单难以回笼，则美国对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需求或仍将维持。

我国对美贸易政策考量：开展务实合作，做大中美贸易“蛋糕”

中美双方合作则实现共赢，贸易战只能适得其反并拖累两国经济。针对来自美方“务实客观”的贸易关系改善意向，我国从“实事求是”角度出发，同样有意愿、有空间做大中美贸易合作的“蛋糕”。维持对美出口带动经济稳增长，扩大自美进口保障供应通畅，有助于稳住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盘。

出口增长是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2021年以来，出口为稳定宏观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外贸、稳出口、稳预期”列入重点经济工作。2022年外贸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供需两端均会承受巨大压力，对美出口的稳增长是我国维护稳经济的重要力量。2021年1-11月，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速28.11%，低于同期自美进口增速。美国耐用品现仍处在补库周期，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干扰美国制成品生产恢复，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对我国的最终消费品需求仍将维持，对美出口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积极扩大进口，是推动全面开放格局的重要推手。未来我国将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依存度较高，应谨防避免供给短缺“灰犀牛”现象发生。扩大进口是我国既定贸易政策，有利于满足国内有效需求，推动生产要素的战略提升,发挥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应。2021年1-11月，我国自美进口同比增长37.10%，远高于去年同期增速6.69%。其中，自美进口的动物制品、植物制品、矿产品的份额在近三年呈现不断抬升的趋势，占比分别增了长1.6、7.7和8.9个百分点。下阶段在经济布局稳增长、多项政策利好国内经济的前提下，基建投资有待发力和内需有望扩大，对于初级产品的需求仍处于扩张期，扩大自美进口将是保障我国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一环。

2022年中美贸易走向展望

对美贸易仍将保持稳步增长

美国外需拉动仍具刚性，但对美出口有边际走缓趋势。当前变异病毒不断干扰经济复苏，美国服务业对商品消费的替代短期内难以实现，美国的商品外需仍有刚性。但美国各州失业补贴已在9月陆续停发，美联储预计于2022年一季度结束Taper，提前步入加息和缩表阶段，美国财政刺激和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需求回落基本明确。今年体现美国消费潜力和进口需求的“超额储蓄”和“超额消费”将呈现双降，可能拖累对我国的需求拉动。

东盟经济复苏短期难以挤占我国对美出口份额。受疫情波动干扰不断，东盟产业链恢复一波三折，供应链缺乏稳定性保障。去年东盟接种率最高的是越南和泰国，分别约为65%和64%，仍低于我国77%左右的接种水平。我国和东盟的疫苗接种、疫情防控的反差决定了我国对其出口供给替代效应短期内仍存。2021年4月-10月，美国自我国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由13.7% 升至16.5%，同期越南进口占比由2.9%升至3.2%，显示东盟产业修复短期并未挤占我国份额。今年我国对美国出口仍有韧性，但鉴于高基数和刺激政策退出，出口增速有所放缓。

中美贸易协议可能重启谈判，我国自美进口将较快增长。2021年在中国采购的拉动下，美国第一阶段协议产品出口保持增长，显著好于其他品类，是撬动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支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规定“如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控情况，导致一方延误，双方应进行磋商”。鉴于此，第一阶段未完成的目标可能会在下阶段经贸谈判后调整继续执行。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国际能源市场和美国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若第一阶段继续执行或将面临调整。

对美贸易结构可能有所改善

我国汽车和机械等产品对美出口可能受益。目前美国汽车和机械设备处于强补库需求阶段，根据美国分行业的合意库存指数测算，汽车及零部件、机械设备的上轮补库周期平均增速处于较高水平，分别为2.5%和1.8%，而上述产品的最新季度补库增速均处于低水平仅为-10.1%和-4.5%，显示其较强的补库动力和需求。综合对华关税减免的推断和美国基建法案的落地来看，我国电气设备、机械以及塑料橡胶等制造业的出口将得到提振。若对华关税减免达成，对美国To B端机电类产品出口景气抬升，我国外贸企业增收不增利的境况可能改善。

我国钢铁和化工等基建产品的自美需求拉动显著。2021年4月以来，美国“钢铁荒”持续存在，首先向美国政府提出降低对华关税的诉求就是美国钢铁商会。在全球致力于“脱碳生产”和用工缺口扩大的情况下，全球钢铁产能收缩明显。在未来全球能源结构转型背景下，基建类高排放产品的供给紧张局面短期难以扭转。去年11月拜登签署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一旦落地将是美国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跨党派基建法案，5年内美国约投资5500亿美元用于修建道路、桥梁和铁路等。未来美国在依靠基建拉动经济和就业的前提下，对钢铁和化工等基建产品的需求将有增无减。RCEP已于今年落地生效，根据其货物贸易关税减让规则，我国从RCEP成员国进口石化原料、钢材原料和基建品零部件的成本大幅降低，有利于压缩基建类生产成本和提升钢铁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综合而言，在我国基建产品具有较强出口竞争力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复苏和基建法案落地将对我国钢铁和化工品形成较显著的出口拉动。

我国对美国的消费品出口仍会延续。在疫情波动影响下，美国消费者尚未明显缩减支出，而是更多采用线上消费形式。2021年美国网上销售额占美国零售业总销售额20.9%，高于2019年约7个百分点；2021年网上销售额同比增长11%，相比2019年增长了61%，线上消费品类集中服装制造、日常用品、玩具、视频游戏、书籍等。2022年美国劳动力短缺依然存在，生产端修复依然滞后，耐用消费品供给仍然存在较大缺口。2021年11月，美国私人部门职位空缺率尚未恢复疫情前水平，其中制造业、零售业、批发业的职位空缺数分别是2020年一季度的2.8倍、2.5倍和2.2倍。美国制造业的工业生产指数（SIC）同比增长率从2021年4月的24.2%降至11月的4.9%，逐月下滑显著，制造业生产恢复并不乐观。在劳动市场尚未修复、制造生产恢复缓慢情况下，我国耐用消费品出口对美仍占举足轻重地位，能够缓解美国供应缺口和通胀压力的终端消费品（如服装箱包、玩具、家具附件、杂项制品等）对美出口短期内仍将维持高景气。

来自美国的农产品进口可能继续增长。第一阶段协议涉及农产品关乎美国摇摆州利益，拜登政府若要保证2022年中期选举顺利，则亟需平衡并解决摇摆州农民群体的切身利益，更加关注农产品的出口增长。目前拜登的支持率已由6月的65%下滑至11月的44%，降至上任以来最低水平。农产品是六大摇摆州的主要出口商品，预计2022年农产品仍将是中方采购重点，拜登政府或将出台政策保障农产品出口。目前，我国自美进口农产品主要为玉米、大豆和棉花等，自东盟进口农产品主要为木薯、棕榈油和热带水果等。虽然RCEP落地生效，我国自东盟进口农产品关税成本降低，但从商品结构看自美农产品进口难以被挤占，我国自美农产品进口有望持续增长。

来自美国的传统能源进口可能会被新型能源部分替代。疫情爆发以来，全球能源产能收缩，供应紧张仍未解决，但生产修复和消费韧性对能源需求不减，加之拉尼娜寒冬增加主要国家能源储备需求，进一步扩大了能源的供需缺口。鉴于此，美国为保障国内生产和消费，石化和煤炭等传统能源品的出口意愿降低，我国自美传统能源的进口可能被压缩。但美国新型能源的制造和出口意愿显著增强，为支持美国国内绿色经济的发展，拜登政府颁布1.75万亿美元的“重建更好未来”法案，包含5500亿美元对新能源发展的支持，未来光伏、风电、储能和新能源汽车等进入加速发展期，对此类新能源产品的出口推动力度将加大。2021年11月，中美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大会发布的联合声明，中美经贸在气候变化和环境改善领域的合作将有所加深。未来我国自美能源类产品的进口中，新型能源的份额可能有所提升。

2022年，来自美国的芯片等高端制造产品进口仍将被限制。美国于2018年开始对我国进行301调查，涉及价值约500亿美元，涵盖1300多种商品，锁定在“中国制造2025”的产品领域，目的是遏制中国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拜登政府不可能在高精尖技术产品上放松对华限制。例如美国允许国内企业对华为出口汽车芯片，但限制国内企业对华出口5G用芯片等高技术含量产品。目前至少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稀土金属、药品等产业仍是美国施压的主要领域，其相关上游品的进口和制成品的出口可能仍受限制。

积极拓展全球多元化贸易格局，谨慎应对中美贸易关系

中美贸易改善预期增强，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美国经济受阻对比明显，叠加意识形态差异、美国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拜登政府反华势力增强等因素的影响，中美经贸关系改善程度和发展进程仍有不确定性，需要采取综合性举措来加以应对。

一是充分利用RCEP落地契机，积极拓展外贸“朋友圈”。未来中美经贸关系走向仍有不确定性，我国应积极拓展贸易伙伴，实现能源进口、科技出口的多元化和独立性发展。应充分利用好RCEP的开放承诺和规则条款，促进贸易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巩固扩大“一带一路”对我国外贸的带动作用，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谈判。拓展泛东北亚区域的贸易市场，降低对固定进口来源和出口输出地的依赖，以实现高层次、高水平、多范围的贸易开放合作。

二是加强出口跨境电商发展和海外仓储建设。在疫情影响下，我国出口美国的耐用消费品，逐渐转向线上销售方式，因此海外跨境电商新模式和海外仓储新业态的建设，将在中美贸易发展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虽然2021年出口表现超预期，但外贸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增收不增利”现象。未来应加强贸易与产业的融合发展，建成一批要素集聚、主体多元、服务专业的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形成大数据支撑、网络化共享、智能化协作的出口供应链体系。针对国际运费居高不下的情况，优化海外仓项目的承保条件，支持海外仓更好地发挥降低运输成本的作用，目前我国海外仓数量已超过了2000个，总面积超过了1600万平方米。同时应配合推动贸易数字化发展，丰富完善海外智慧物流平台，以更广泛更高效的服务外贸企业。鼓励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推出有针对性的融资、信保产品和服务，加大对海外仓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

三是布局进口多元化战略，保障初级产品供给。根据中美第一阶段协定中农产品和能源品的完成进度可以看出，我国对美国能源初级品存在一定依赖。“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粮食安全和能源供给被提升到战略高度。根据WTO预测，2022年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导致多国通胀上升，低收入国家40%的消费支出将用于支付高涨的粮价。我国是能源资源类大宗商品的进口大国，未来需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多双边合作，通过中长期贸易协议等方式，建立粮食和能源的应急供应保障机制。实施粮食和能源类商品进口多元化战略，改变进口来源地相对单一的局面。在PPI回落、CPI上涨预期存在的情况下，稳定粮食价格、平抑能源价格，拓展多元化的进口战略对国内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四是加大力度发展核心技术新兴产业，以应对自美的安全审查和限制清单。中美经贸关系虽然释放缓和信号，但拜登政府仍通过供应链安全审查和限制进出口实体清单等手段制约我国核心科技发展，未来核心技术攻关仍需依靠我国自身驱动。为鼓励高新技术发展，应继续实施税收减免政策，对“专精特新”科技企业进行补贴，并增设更多奖项鼓励在科技创新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企业。应制定实施科技改革行动方案，使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进展，并加快市场化应用。促进“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提升金融政策对新技术发展的支持作用，推动制造业向“绿色环保、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为代表的核心科技方向升级。应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结合，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形成扎实的科研作风，继续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拓宽和加强同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技术合作，加大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当我国企业在国外法治国家遭遇法律纠纷时，应学习研究并积极运用所在国的法律条文，聘用专业团队采取针对性举措，有效应对滥用国际规则阻碍我国科技发展的事件。

五是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和汇率波动，提升外贸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将是未来一段时期汇率政策的重要方向，为此需要外贸企业切实提升汇率风险管理能力。2021年前三季度，企业套保比率为22.1%，同比上升7.9个百分点，说明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有明显提升。企业应加强与专业银行机构的合作，选择合适的金融衍生工具，明确企业部门职责、衍生产品品种与期限、决策机制及重大事项，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政策与制度。银行应创新汇率避险产品，推广电子渠道结售汇服务，形成操作便捷和管理规范的代客结售汇线上服务体系，重点关注和服务中小微外贸企业，协助外贸企业在汇率波动中实现财务影响最小化。

（作者系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