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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新挑战的几点政策建议(下)

2022-01-20 20:17:36

作者:刘元春    责编:张健

就业政策继续实施企业稳岗补贴,增加大学生和青年群体就业渠道,鼓励企业增加应届生就业岗位。

第九,就业政策继续实施企业稳岗补贴,增加大学生和青年群体就业渠道,鼓励企业增加应届生就业岗位。发挥灵活就业的补充性优势,做好求职引导和信息对接服务。此外中小企业调查显示,企业普遍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感受明显、反馈较好,而对租金减免、信贷便利优惠等方面政策的感受较弱。

第十,科学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手段优化疫情管控方式。在可控条件下,适度放松出行、会议、旅游、餐饮等经济活动限制,促进服务业等相关产业恢复,对受到调控影响的住宿餐饮和交通运输企业适当补贴。

第十一,利用预期管理工具,加强市场沟通,降低宏观政策的不确定性。今年以来,为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平台经济、房地产市场、教育文化产业等进行了大量整顿,为实现能耗双控目标,紧急采取了拉闸限电等短期措施,这些从根本上有利于促进未来良性发展的战略举措,由于缺乏良好的市场沟通和预期管理,对市场主体活动产生了干扰。微观主体对经济运行的直接感受与宏观数据的表现产生一定的背离,社会不同阶层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认识也出现强劲的分化。2022年我国面临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将更为复杂,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宏观政策转向、国内宏观经济下行产生的悲观情绪、市场主体对经济困难忍受度的下降等,尤其需要利用好预期管理工具,降低宏观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影响。

针对十四五时期的风险挑战,需要抢抓疫情期间我国经济率先复苏的窗口期,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在新发展格局的统领下,深入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构建新红利和解决结构性问题,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空间

第一,在战略层面,科学设定十四五及2035经济增长目标,并通过改革和结构性大调整,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使未来15年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长中枢提升到合意的4.8%以上。一是通过创新驱动战略、科技强国战略以及人才强国战略,全面推进技术进步,全面突破当前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卡脖子约束”,实现中国的新技术红利;二是全面推进关键领域改革,构建第二轮制度红利;三是通过人才强国和教育强国战略,推进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源红利;四是全面构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合作平台和新的竞争力,突破价值链和分工链重构的瓶颈约束,构建新一轮全球化红利。利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来统领、调整、重构、深化过去的各种战略,通过新4大红利构建来较大幅度提升潜在增速,中国就完全有能力实现2035年收入翻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合意发展目标。

第二,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特别是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加强顶层设计,从中央层面优化调整现有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区域性发展规划,培育北方经济的新增长极,全面重塑南北经济格局。传统的东中西划分方法及其相应的发展战略已经难以应对区域经济分化面临的新问题。相比“长三角”等其它几大区域性增长极,北方唯一的“京津冀”无论是在自身经济增长,还是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方面,都越来越难以发挥应有的力度。同时,原中部六省在经济结构互补性上存在天然不足,而且实际上也分属不同的区域经济圈,各自面向不同的方向布局,缺乏向心力,难以实现有效合作和协调发展。例如,安徽等省市战略布局的重点明显是面向长三角地区。建议探索论证新“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一线的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以重振北方经济,更为全国打造一个新的增长极。

第三,加快推出弹性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对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和促进经济增长都具有积极效应,更直接增强了养老金系统的可持续性。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出台延迟退休政策已是势在必行,相关部门也酝酿许久。何时以及如何出台,在于协调好三个时间点:一是必须抢抓劳动人口退休高峰期,以保证政策效果;二是同时要瞄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低谷期,以发挥调节作用;三是还应尽量借助宏观经济上行期,以利于政策推行。从我国历年出生人数和未来宏观经济环境预判,2022-2023年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需及时开启延迟退休政策,再往后,政策效果将迅速衰减。根据测算,从2022-23年开始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效果显著,特别是政策实施的前5期,每期可使城市劳动力供给增长200-300万人,拉动GDP增长超过0.5个百分点。这将有效缓解工作年龄人口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为我国实现向注重质量的二次人口红利转换提供宝贵的窗口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掌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接受度,做到有的放矢。特别是对利益受损群体提供相应的补贴和激励措施,将提高养老金替代率的需求与实施延迟退休挂钩。

第四,在扩大内需、挖掘内需潜力方面,需要有一揽子综合方案。该方案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而必须真正从扩大内需战略的层面展开,需要中长期的改革方案、中期的战略调整方案和短期的政策方案相配合,这就要求我们从制度层面、机制层面和政策层面来进行多维调整。因此,在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和解决相对贫困时期的主要矛盾之后,需要重点推出中产阶层倍增计划,从数量倍增和收入倍增两个维度展开。目前的税制安排在缩小收入分配和财富差距层面,都越来越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

第五,在激发市场活力方面,对于各类微观市场主体积极性问题需要保持高度关注,特别是目前民营企业投资激励问题,以及地方政府一些官员存在为官不为、能力不足等问题。如何在这方面做足文章,使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居民消费信心、社会投资空间进一步提升,依然是我们未来需要解决的最为重要的几个微观结构性问题。因此,关键领域的改革必须要全面实施、保证落地,真正激发各阶层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被放在了核心位置。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关键在于政府的改革,必须要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数字型政府,让政府的定位和管理职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第六,适应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的特征,在传统发展观念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内生动力和安全的维度,让我国经济的基本盘更坚实、更具弹性和韧性,确保不发生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需要把安全观念贯彻到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一是对于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要加强自我发展、自主研究,突破目前卡脖子问题。二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抓住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进行相应的战略布局。三是更加重视防范极端风险的出现。“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期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的重构期。大国经济发展必须把安全问题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扩大开放过程中的安全性,对于国际风险的把控能力,必须要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相匹配。四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高水平开放来打造新的竞争平台。在全球贸易投资环境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不仅要强调对外开放的规模与速度,更要强调开放的效率与安全,在外贸结构和产业布局上进行不断优化。各类产业的全球化布局要更加注重效益和风险的控制,适度压减规模大周期长的海外投资项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内容来源: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1-2022)——疫情反复与结构性调整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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