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三届”大学生是独特的一代，要让他们看到希望

是继续在北上广深疯狂“内卷”，还是果断回到家乡？宇宙尽头只有考公考研考事业编，还是可以在广阔的天地找到一条再次超越的新赛道？这几年，受国内外诸多“灰犀牛”“黑天鹅”事件的持续影响，内卷、焦虑的情绪在社会上不断弥漫。很多人都试图为解决这些问题寻找答案，经济学家何帆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他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飞行84203公里、走访31个城市、采访100多人后，写出新书《变量4：大国的腾挪》，提出“腾挪”的解决之道，为中国发展摇旗呐喊，“熬过去，就是海阔天空”。

何帆曾立下宏愿，从 2019 年到 2049 年这 30 年间，每年都要写一本书来记录当年实地调研的所见所感，丛书主书名叫“变量”，而通过每年都在变的副书名，可以管窥中国经济的某种变化。之前，他已经完成《变量1：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变量2：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以及 《变量3：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

何帆说，某种程度上《变量4》也是在2020年观察和思考的自然深化、延续。“《变量3》就讲到外部环境越来越紧张，应该怎么去找突破口。到了2021年，中国看起来好像经济越来越收紧，但实际上腾挪的空间比想象的要更大。”他提到的“腾挪”，是围棋里的一个招数，强调在遇到困难时换个思路重开新局，不失为一种智慧。

《变量4：大国的腾挪》

何帆 著

新星出版社·得到图书2021年12月版

贸易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确定时代”的提法经常见诸报端。何帆通过在新疆尉犁、宁夏西海固、广东海丰等地方的调研，却提出未来不确定性当然会有，但很多扑朔迷离其实现在已尘埃落定，未来应该是个“新型确定性年代”。

在“新型确定性年代”，需要把握趋势和政策这个两个关键词。所谓趋势，是大国崛起和民族觉醒的态势已经形成，“中国经济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能量，遇到点麻烦伤不到元气，依然生机勃勃，我们也学会了跟别人平起平坐，适应了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自己探索出路，这是大趋势”。所谓政策，经过探索也变得高度透明和确定，即“国强民富”——“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行业，都应该围绕这四个字去思考、去谋划、去发展。如果你做的事跟国强民富有关系，发展机会就会很多。”

何帆认为，在“新型确定性年代”，不管国家、企业还是个人，最重要的是学会“腾挪”，找到新的赛道，适应新的变化。和之前三本书的写作一样，《变量4》里出现了大量普通人，有新疆棉农、小镇返乡创业青年、做临终关怀的创业者、做外贸生意的小老板，还有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通过细致展现这些人物的经历和故事，何帆给出了三个“腾挪”建议：寻找破局点、我打我的、改变约束条件。

何帆访谈了上百人，基本都是通过网络平台以及天南海北的朋友介绍找到的。去大企业做调研，他用很多时间和普通员工、基层车间主任交流。不借用基层官方途径，而是靠自己去寻找访谈对象，是有意为之，这样可以让小人物的故事更加鲜活真实，体现当下的时代和经济发展变化的特色。

比如他在写老龄化社会中蕴藏的商机时，就讲到一家足力健专卖店的店员如何与周边社区老人日常互动。看了这家充满烟火气的专卖店故事后会发现，小小的专卖店不仅有针对老年人的各种鞋类产品，也像星巴克为中产阶级营造出空间感一样，为老年人搭建了一个属于他们的社交空间。只要做老龄化产品的企业能够敏锐洞察到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就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腾挪”空间。

这几年，“小镇青年”逐渐成为热词。2022年，几个一线大城市都轮番经历了疫情，更是让人意识到基层力量的重要。因此何帆提出，未来非常需要“理解真实中国的能力”，但现在这种能力是稀缺的。而在《变量4》中，不管是与5岁新疆小男孩的有趣聊天，还是记录那位细腻周到地把握住癌症晚期老人心理的临终关怀中心创业者，都能看到何帆与“真实中国”的密切联结，读出他对中国社会的感情。

何帆说，这是一种共情心，也是“理解真实中国”所需的能力之一，“得真心觉得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有感情，愿意让这个国家更好，所以我看什么都是我的同胞。”他还强调，“要到中国最偏僻的地方看一看，才能够看到这些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

转型时期就出现“没戏了先生”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刻画了一位“没戏了先生”，把他描写得很形象，感觉近两年身边这种抱怨和不满的人特别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何帆：遇到转型时期这样的人就会出现，因为曾经的经验跟现在的实际不一样了，好多人就有不适应的感觉。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当初的市场经济秩序，包括政策跟现在差别都很大。你要是在那个时候取得事业成功，再看现在，就会觉得那个时代肯定比现在好。可问题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已经回不去了，只能去找新的路。

“没戏了先生”好多的问题都是心理学上讲的认知不协调，不太愿意改变自己的认知，还想去扭曲现实。比较正确的做法是，现实变了之后去寻找新的认知模式，不断调整自己，不断修正自己原来相信的那些东西。这也是统计学上说的贝叶斯法则，就是认知世界有一个先验概率，然后根据后面观察到的事实去不断修正先验概率，才能够接近真实情况。

第一财经：确实这几年因为贸易冲突、疫情等外部变化的缘故，很多人都比较焦虑，但是看了《变量4》，发现你对未来中国是比较乐观的。你的这种信心从何而来？

何帆：对未来有没有信心取决于怎么看问题。确实，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会遇见很多风险和挑战，外部环境在短期内肯定不像原来那么好，年轻人的机会也不如上一代多，这些都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所以不能盲目乐观。

所谓的乐观，我觉得就是认清现实之后再去思考一些问题。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人想在困难的情况下逆天改命，他们总会想出来一些办法来，那我就去看看他们在想什么办法，他们的一些策略、一些idea是否也可以用到别人身上。

另外，有人觉得我比较乐观，是因为我记录中国现实的侧重点和知识界的一些人不一样。我觉得好多知识界写社会底层，看起来是在关心民生疾苦，但总有一种让我不是特别舒服的感觉，就是隐隐然觉得他们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读起来社会底层跟他们不是平等的，是他们去悲悯的。可是我跟很多农村老头、农民工聊天，我觉得他们跟我其实是一样的，我没有资格去悲悯同情人家，有时候你觉得人家活得很惨，但其实他要的就是那种满足感，他们那种自信心其实值得去学习。

离开县城还是县城崛起

第一财经：你对未来中国的县城崛起也很有信心，认为未来的哲学家、发明家、体育明星都会在县城出现。可是这些年，一方面很多县城有“县中塌陷”的现实，有些地方补习和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北上广，另一方面县城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大城市相比也有差距。会不会对县城发展太乐观了？

何帆：现在县城是新旧交替过程，你说的那些现象是因为它还带着很多原来的痕迹，发展毕竟有滞后效应。县城有很多方面是在模仿大城市，大城市好多路已经走不通了，县城还在后面继续走，比如所谓的“小镇做题家”，实际就是从大城市溢到小县城去的。

可是，县城也有一些新的趋势在出现，这些新趋势不是所有的县城都一定有，但却会让有些县城机会更多。比如有些地方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了，像五条人这样来自乡野的原创乐队正在崛起，这种现象以前在乐坛是看不到的。乡村民宿背后其实就是乡村振兴，农村颜值也在提高，好多年轻的建筑师们现在挺愿意去做乡村设计，这样他们更容易在国际上得奖，所以突然之间就在中国有条件的一些村子里看到网红建筑出现，我觉得这也是好的变化。我在《变量4》里也讲到，农村、县城以后会出来很多体育竞技明星，某种程度上这次冬奥会背后七台河的故事，就印证了这点，所以未来县城一定会出很多人才。

今年5月20多号，我去了广西宾阳县，那里有个从深圳搬过去的工厂。我以为他们做电子元件，应该是一个乌泱泱的劳动力密集型大厂。去了发现，自动化程度完全不亚于日韩、欧洲企业，这也是以往很少见到的现象。原来很多县城找不到工业，如果有，都是当地土特产加工企业，或者拍脑袋招商过来的有污染甚至是骗人的工业。现在很多工人都返乡了，资本也在下乡，政府又支持制造业发展，再说制造业本身又不是完全依靠大城市。随着中国整个生产布局变得更加均衡化，未来“专、精、特、新”的制造业“小巨人”也可能会出现在县城。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我认为会给县城带来新变化，出现县城崛起。

第一财经：疫情让大家都意识到基层的重要，你在书里也说“未来的中国最稀缺的能力，是理解真实中国的能力“。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就像你书里说的，大多数中国人两三代以前都生活在农村，为什么现在理解真实中国的能力却变得稀缺了呢？

何帆：跟经济现代化还有社会变化有关，比如说你这一代人都是被连根拔起，在城市里“漂泊”，跟邻居也没什么联系，单个积累了很多比原来在乡土社会更复杂的生活经验，然后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应对外界挑战。其实你的邻居也一样，但是你们之间没有建立互助关系，更别说有机会去实践互助之间产生的妥协，所以很多人理解基层中国的能力会非常弱，疫情出现后，这种现象在一些大城市也经常看到。

“新冠三届”大学生的确太难了

第一财经：怎样才能有理解真实中国的能力？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何帆：首先是一直保持好奇心，然后要跳出自己熟悉的圈层经常出去看看，这样你时时刻刻都能观察中国，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自己把这个机会浪费了。举个例子，你在马路边一个星巴克外面安安静静地坐一下午，看路上的行人，就能看到很多平常看不到的东西。我在《变量3》里面讲，有一次我跟着卡车司机从淄博到武汉，一路上我注意看卡车上运的是啥东西，大概就能够判断出来哪些行业更繁荣，哪些行业有新的发展机会，从而观察中国经济新变化。

除了更敏锐的观察力，还得有共情力。你得真心觉得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有感情，愿意让这个国家更好，所以我看什么都是我的同胞，我看什么都觉得能够学习到新东西，时刻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小学生。其实蛮好玩的，人在学习过程中是很快乐的，每天我又悟出来了一些新东西，这种感觉挺好。而且人都是愿意倾诉的，只要你让对方感到放松，他们都愿意讲他们的故事。

第一财经：其实2021年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双减政策出台后，教培行业受到的影响非常大。这方面的内容书里写了些，但着墨不算很多。你怎么看教培行业的“腾挪”？

何帆：教培行业我还在想角度，今年也一直在跟，最后可能会写成人物故事。国家对教培行业的整治是对的，教育有公共属性，当资本进入之后确实会使它的性质发生改变。但是政策执行下来也波及到很多方面，而且又是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的几年。单从教培行业来讲，腾挪空间有，但是没那么大了。因为做 K12教育是互联网的产品思路，想的是怎么扩大市场。如果转为做素质教育是很难产品化的，艺术素养什么很难去量化。但是我们应该关注从教培行业里面出来的这些人。真的是政策冲击后大家就鸟兽散了，好多人都不知道该去干嘛，有些转行去做直播，有些努力想考公务员，有的成功，有的没成功，所以这些人需要政府去关注。

还有今年的毕业生也要特别关心，因为他们的确太难了。读大学时遇到新冠肺炎疫情，很多时间在网课中度过，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就这样匆匆流过了。不出意外的话，明年、后年毕业的大学生也会很苦闷，可以说这三年的毕业生是非常独特的“新冠三届”，他们将会是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代年轻人，国家一定要有特殊的政策，让他们看到希望，而不只是跟他们说，你们可以考公务员、考研、灵活就业。

当年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就有经验，要想把一个年轻人培养成出色的学者，最关键的是刚进所的第一年。如果这一年有人带，他马上就会有兴趣有自信，然后越做越好。如果没有人带他，被晾在旁边一两年，他对学术的热情可能以后五年、十年都赶不上来，也会影响他对社会和组织的看法。所以“新冠三届”的大学毕业生是特别敏感的，国家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