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韧性的力量：“中国经济半年报：且共风雨”连麦分享会

8月4日晚，第一财经·大V流水席发布第一财经研究院最新半年度宏观经济报告《中国经济半年报：且共风雨》，并以此为主题召开连麦分享会。

本次分享会围绕中国市场主体的信心和现状、疫情对各方面的影响、海外经济衰退、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国外通胀对中国的影响等话题展开讨论。抖音财经大V笨嘴哥财经、潍坊奥凯美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军、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宁、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和经验，分享会由第一财经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于舰主持。

第一财经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于舰

第一财经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于舰首先简要介绍了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且共风雨》报告。她表示，在新冠疫情和全球通胀的背景下，认知和判断中国的经济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不同的看法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行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超预期的影响，中国经济上半年仍然实现了2.5%的GDP增速，来之不易。而下半年经济的恢复需要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努力和政策的助力，疫情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变量因素，因此本次分享会主题也包含“寻求韧性的力量”——无论风雨或晴天，我们都要向前奔走。

以下为连麦分享会嘉宾的观点整理（嘉宾按字母顺序排列，有删减）。

抖音财经大V 笨嘴哥财经

笨嘴哥财经：中国在疫情期间是最有信心、最好的地方

首先，在中国应该已经是全世界最快乐最幸福的地方了。为什么这么讲？美国的CPI已经到9.1了，欧洲已经接近10了，在全球大环境下，欧洲天然气能源断供，俄乌问题导致北溪1号供气仅20%，下一个阶段可能还会更少。俄罗斯供应欧洲的天然气要达到欧洲使用的50%甚至以上，法国颁布了相关法令，所有的商店如果开着冷气就不能开门，如果开门就高额罚款。我们的CPI现在只有2.5，全球有几个地区和国家能控制到2.5？只有我们这一块，我们中国在疫情期间是最有信心、最好的地方。

其次，从出口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上半年都是贸易顺差。德国、法国、日本等都出现了贸易逆差，整个欧洲的债券比例大幅飙升。当年债务危机时，希腊债务占其GDP的30%，现在占70%。出口是检验GDP的唯一标准。GDP的概念是国家的动能，它发展的好与坏就类似发动机的热功率是不是足够强，如果非常强的话GDP很高，但出口是看你的车有没有往前走。整个进出口是我们国家是否能创造外汇，购买其他国家的资产专利产品，这就是国家整个购买力的体现。在主要大经济体里，最近半年只有我们国家的出口是顺差。全球市场上来讲，我们依旧是最有信心的那拨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全球唯一整个经济带竖化，从温带一直到热带全有的产业链，如果把我们这一块作为双循环的发动机，只有我们可以自己做到内循环。此外，我们上半年上市公司的报表过半数是预增的。从企业侧到消费侧，到出口侧，到创汇，这一系列都表明我们的信心。

此外，我们将会选择新道路、新赛道，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将会围绕着高科技、创新、新动能，但短期的阵痛不可避免。我们过去一直靠房地产来拉动，跟房地产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占超过35%的GDP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影响一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包括服务业、传统车企等一系列行业。但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别人因为疫情信心受到了压制，而我们是为了下一阶段更好的起飞。下一阶段无论从半导体还是到新能源车，我们整个市场占比和国际市场占比会一路向前，疫情给我们的压力越大，机会就越大。

如何看待全球经济衰退？

我们需要关心全球经济衰退问题，国际间是相互依存的态势。1930年前后的经济大萧条肯定不会重演，因为那时全球生产总值、生产量非常低下，还没有完全进入社会工业化。但不同国家之间国力的重新划分，是我们即将能看到的。全球一进入美元回流周期的时候，美国2020年和2021年注入市场的流动性货币，相当于他们1776年建国以来一直到2012年或者2013年之前所有货币的投放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把所有货币回流的时候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全球疫情结束之后的重新分配。

全球衰退的本质是全球不同国家之间过去一段时间的发展是否正向。假设一些国家只能出口工业品，结果发现全球贸易衰退导致好多地区的老百姓没有钱购买工业品了，它的出口就受到困难，这时候这些国家又要拿固定的美元去买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他们账上的美元就越来越少，于是他们的本币就会越来越不值钱。当本币越不值钱的时候，他们越要增发本币来换美元购买生活需要的物资。下一个阶段那些小经济体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他们的产业太单一了，没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因此汇率就会出现问题，还会出现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所以全球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我们国家最后一定胜出，因为我们无论在生产还是消费板块，基本上是唯一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大国。在这种情况下衰退，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会引起金融、地缘、军事、粮食等一系列问题，当然会影响我们的贸易，会影响我们对外的出口，但是就算如此，我们的出口也是全球最强的。假设未来几个季度我们出口可能会回落，我们要有未来预期减弱，出口受阻的这种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通过我们自己内生的内循环方式，把这些事情盘活。

潍坊奥凯美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军

王军：市场信心建立源于自身

新冠疫情开始之后，整体外贸行业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像化工、纺织、食品等各行各业，下滑都非常严重。拿我们做例子，2020年的经营和利润相比2019年下降了25%，折合人民币在1.5亿左右。

全球的生产企业除了中国之外，基本都在限产和停产，像印度、日本、欧洲、美国。因为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出口到日本为主。日本是一个加工国，采购了大陆便宜的产品深加工后，再销售到欧盟、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但疫情严重使全球购买力下降，导致我们2020年以后的订单数量急剧减少。我们作为纯国际贸易公司来说，国外的展会比较多一些，但由于疫情我们已经取消了4、5个国际性展会。疫情三年来国内供货商的限产停产，对成本增加非常多，国内运输也受疫情影响，车辆减少导致运费增加。去年全国范围内的限电造成各种基础化工原料价格大幅增加，例如氯气和烧碱，特别是对我们化工企业影响很大。

疫情后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对我们的信心恢复帮助非常大，包括税务局的及时退税，海关便利快捷的报关报检，以及地方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例如潍坊政府加快了发放国外展会的补贴，并帮助企业开交流会从而解决难题。

我们的信心建立主要是以下四点：

第一是提高服务质量和意识。原来是“想客户之所想”，现在是“想客户之未想”，客户想到的我们都想到了这是非常应该的，客户想不到的且对客户本身有利的，我们也想，让客户更信赖我们，这就是我们现在增加信心的一点。

第二是让客户安心。我们的客户主要在日本，他们在采购之前要到生产商去看厂，给予包装和品质上的指导。疫情以后，客户无法亲自来厂，我们公司就去到生产现场以现场直播的形式，让客户指导工厂的包装、生产、投产等，使客户仍能做到现场指导。

第三是合同的履约。这点感觉非常简单，但在疫情的影响下，做起来一般比较难。我们的物流相对来说比较及时，能保证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来交货。但凡是交给我们的货物，我们一定按期不计成本履约，也赢得了客户的一份信任。

第四是开发新客户。我们利用包括海关一些数据网络平台、网络展会等，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新增加了十几家以日本为主的国外用户，虽然说目前成交量非常小，但是我们相信以后肯定会往好的一个方向发展。

是否担忧海外需求缩减？

习主席经常讲世界命运共同体，从经济来说也是这样。我从我们公司到我们客户，然后到最终用户这些方面展开来说一下。

中国制造和印度制造之间的竞争非常厉害，但是印度想追赶中国的话还是有点困难。因为从化工方面来说，印度在化学基础原料方面没有中国的整体性，但印度也有自己的强项，比如制药和软件方面。从化工角度来讲，他们缺乏整体性这一方面就是他们将来发展的限制。可能有些专利技术方面目前暂时在阻拦中国基本生产企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专利的到期，企业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会越来越多。

如果说美国、欧盟等地区的经济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对中国肯定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公司在中国采购产品后卖到日本，日本把它加工成A产品，再卖到美国、欧洲等地。如果说欧美国家以后现在经济不好，没有购买需求了，我们产品也卖不到日本去，日本也不需要加工以后再卖到欧美去。这就是我的一个观点。

国外通胀对企业有何影响？

通胀如果说牵扯到食品、药品这些方面，那么这个国家以后的经济会非常糟糕，再严重一步会跟30年前的经济大萧条没什么区别。如果国外不行的话，我们出口肯定也会受很大影响。我们今年出口相比去年和前年，包括2019年都要好一些。

国外通胀以后经济崩溃的可能性不大。我对中国下半年和未来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看好的，通过我现在接触的中国国内一些生产企业，尽管全国各地都有碰到难题的，但是大部分都在向好的一个方面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宁

张宁：“W”型市场信心的分离

关于主体的信心，信息的差异还是挺大的。我主要从数据方面的几个角度来看：一个角度是统计局的数据，这里面能反映哪些市场主体的信心情况；另一个是基于我们本身所掌握的大量高净值、超高净值人群，他们通过家族办公室经营企业的整体情况；还有一个是基于金融科技体系搜集的金融业相关数据。

我们过去做宏观经济分析，并用于相关大规模资产配置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叫做“W”型市场信心的分离。

“W”高的部分有三块。一块是中上规模的主体，信息呈现比较突出，突出是指市场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好。另外一块是来自于一些特定行业，我把它叫做生命质量行业，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后全新的产业。这个行业里面整体的信息是明显超过预期的，换句话说就是好的方面非常大，实际上也是跟我们当前很多东西的影响有关。我们看到了这些行业，如果你把所有企业资金流向数据结合金融数据，结合我们掌握的整个家族办公室的大规模企业资金流向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业的信心反倒比之前还增加了，这是我们看到非常好的地方。我们也协调了香港办公室和英国办公室大规模的资金流入这些行业，资金规模接近7000多亿美元。第三块是我们发现大部分国有控股的一些机构，呈现出相对性的信心，可能超过预期。因为实际上总体市场信息不会存在一个绝对值，而是说相对值。

我们把“W”用于相关的一些资产配置，或者说一些家办资金的协同。看短期的话，应该是寻找信心比较高起的一些行业，要是看长期的话，例如大规模资产，这个时候要考虑从底部上升的这一块。

疫情对经济、生活带了怎样的变化？

整体上我觉得对经济的影响有两点，一个是让经济里面能够创造价值的技术行业能够走出来，还有一个是让能够创造或者提升老百姓生命质量的行业能够走出来。疫情相当于做了一个沙箱，相当于做了一个压力测试，让这样一些行业凸显出来，这可能是疫情对整个经济的影响。

从个人角度来说有三点：

第一，疫情其实改变了我们的一些风险偏好。金融的核心其实是风险偏好，虽然实际上风险偏好不会精确的算出来，但当我们改变风险偏好的时候，就意味着很多东西要重建起来。改变了风险偏好，就意味着我们在整个投资，包括从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都会发生一些改变。

第二，疫情可能影响了我们的安全性，让我们把安全性放到了更靠前的位置。比如疫情之前，很多高净值人群在考虑的时候，长期性加保值增值是一个很主要的目标。但在疫情之后，我们发现即便是跟疫情和健康没有关系的一些安全性都会被考虑在内，包括税收等。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影响，疫情其实整体上重塑了基于关系构建的经济体，我常常把它称为关系金融。

第三，健康金融逐渐凸显出来。更多人在疫情期间，由于很多收入和支出发生一些改变，他们把金融更紧密的跟身体健康结合在一起。其实疫情本身对企业来说，也是企业把经营跟一些金融结合起来。对个人来说也是这样。他们开始考虑更多的健康问题，然后用金融来解决自身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叫做一个全新的学科——健康金融。

国内内循环能否替代外部需求的减少？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但需要时间。因为相关研究已经有一些结论，比如说大约是一年半或者三年左右时间。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有全工业门类，同时可以在我们国家14亿人口里面实现所谓的践行效应，所以可以实现内循环来替代外部需求减少的一部分。

我觉得有两个最关键的点：

第一是中小企业在内循环中替代外部需求减少这一部分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不同雁行效应之间的关联性对当前经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是第一点。也是说中小企业是主体，一定要有相应的一些政策，比如在下半年在稳定货币政策的前提下，推出了很多财政政策瞄准了中小企业。

第二是投融资的渠道要畅通。现在北京交易所就要构建投融资的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不是很完美，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加以完善。回到这个问题最初，我对中国经济下半年跟大家一样抱有很大信心，但我对国外经济环境也没有那么悲观。我个人觉得世界经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悲观，甚至我认为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经过这样一轮的加息之后，比如到4%左右的时候，还是有可能软着陆的。

我们考虑的最坏的情景，用内循环代替需求减少，可能不需要替代那么多。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通过数据能够看到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变平了，应该能够在接下来几个月确确实实看到通胀率下降。因此我们要对经济充满信心，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国外通胀是否会传导到中国？

首先，肯定会受一些影响，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出口的形式和结构，特别是整个外汇的组成结构，决定了这种传导受到很大的抑制性。第二点是我们的宏观调控非常有力度。我们从上到下实施了一揽子相关政策，进一步阻止了这种传导。更本质的是欧美体系在用供应链大数据全景化的视图来看，他们在消费端的闭环，跟国内相比分离度比较大。他们消费端的闭合度很大，我们有一些指标专门针对这个数据进行测度。

从外贸结构、政策还有数据方面来看，传导起来都是比较困难。我个人觉得国外通胀也不会持续下去，最后还是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西泽研究院院长 赵建

赵建：疫情带来了风险，也加速了社会的变迁

我们现在转到了新的高质量发展模式，用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模型“罗斯托起飞模型”来说，一个经济体就像一架飞机，它要酝酿着起飞，起飞之后在平流层保持平稳。其实飞机最危险的就是起飞和降落的时候，中国现在就经历着长周期的软着陆，最近几年是对我们过去先富带动后富的一个修正。我们过去对数字资本是先任其自由发展，然后再去规范，现在到了规范的时候。最主要的是房地产，整顿房地产充满风险，突如其来的疫情加速了这个过程，更增加了它的风险。

中国在这次疫情中充分发挥出了制度优势。相比全球，中国最先控制住了疫情，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2020年到2021年下半年，全球都在印钞，只有中国在生产。中国完整的产业链被称为全球物资的供给者，如果没有中国稳住生产，那么全球的通胀可不是现在的情况了。

疫情给传统的防控方法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3月份的上海面临着很大的困境，整个数字防疫系统、治理社区治理、网格化管理跟不上病毒的进化。我写过一篇报告，我说从来没见过如此险峻的宏观时刻，但是胜利很快就会到来。事实也如此，即使身处如此困难的环境，也表现出了我们经济的韧性，例如高铁、餐饮、茶室、咖啡店等都逐渐复苏，大家的信心也恢复了。疫情加速了我们约6～8年的技术变革和数字化程度，这是美国一家咨询公司采访了600多家企业后的调查结果。

另外一点是制度上加速了我们的变迁，就是我们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反思，以及社区自治理结构的觉醒。我们城市化太快，但只是物理空间的城市化，社会关系网络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还没有完全完成转型，但是疫情加速了转型，邻里关系得到了升华。放眼历史，历史上欧洲黑死病使整个欧洲减少了20%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但从某种程度上，我怀疑它加速了欧洲的现代化，包括宗教革命、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这主要是上了年纪的教职人员因黑死病离世，带有新思想的年轻人走上了教职岗位，为宗教革命埋下了种子，打下了基础。如果说回头来看，你会发现疫情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还有一点是疫情解构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缺少了很多非语言模块。比如说我们在线上，靠语言和虚拟视频带来的感受只有20%，假如5个人现在是面对面的话，很多的表情和气场我都能感受到，但是线上感受不到。这个可能会引起我们对元宇宙的加固，都是一些非常深刻的影响。

如何看待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实施的未来？

双循环系统可能是一个灾备系统。中国经济是一种长期的二元结构。以前的二元是城市乡村二元结构，当城市里发生像西方那样典型的经济危机时，城市的社会保障不足，大量的人可以回到故土，有土地的保障。之后的二元是数字中国，数字经济开始发展，经济衰退后大量失业人群可以暂时去网约车或外卖行业等谋生。因此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发生大危机导致发展进程断裂。

说到底，是把中国经济当做一辆车的话，双循环就是双引擎。对外从三驾马车来说的话，它就是进出口。出口非常重要。有一系列中小企业是依赖外循环的，进出口的主体百分之八九十就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国经济的韧性不能只看总量，要看进出口背后的代表性市场主体，这是我强调的一点。还要强调一点，资源消费现在越来越重要。海外的衰退实际上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他们消费的引擎面临着非常大的通胀约束。我们国内的内循环长期依赖的是房地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房地产一熄火，整个经济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包括一些三四线城市的财政问题，如何把房地产转化成消费非常重要。房地产涉及到一系列的产业链，当我们真的要去房地产化，我觉得面临一个是财政问题，以个是在阵痛期会出现消费被拉下去。

因此我们不能过度依赖出口，也不能再依赖房地产。在这两个引擎切换过程中，我们如何来完成一个消费型社会，让它成为统一内外循环的引擎，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尤其是法治社会最终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我们在引擎转化过程中，中国长期的高质量发展可能要经历非常复杂的阵痛期。

消费是高质量、内循环发展的主要引擎

要完成消费型社会的变迁，说到底就是让消费成为最终力量，但是这就需要一个个闭环。我们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创造外汇的过程中：第一，低劳动力成本付出；第二，大量资源的透支。完成消费型社会的蜕变，首先要完成引擎的结构，外汇要怎么来增加中国人的幸福感？在疫情之前，中国的主要的外汇有两个，一个是对外旅游，另一个是国外留学。但是疫情这两年我们对外旅游和高质量教育受到影响，出现了消费。要想更多的GDP增长发展的红利惠及到每一个人，就要让每一个人有能力消费，有信心消费，有保障消费。完成这一点之后，我们才会形成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把花钱消费反馈到效应函数中，让每一个个体都感受到发展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这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

国外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如何？

国外衰退会对中国外循环产生影响，但可能影响不会那么大。中国的通胀是相对稳定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有非常充足的产能。因为企业家市场经济是根据价格信号来补产能、补库存、扩大资本支出的，只要我们是健康的通胀，有利润的情况下企业家马上就会增加物资供应，把通胀抑制住。后发展时代发展经济体进入一个着陆之后，进入消费型社会，涨价的是人工。但最可怕的是价格上涨，但又不赚钱，这是对市场化基础的一种扭曲。

(本文题图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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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慧雯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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