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原高级翻译周斌：“芭蕾外交”探路，谈判几度陷入僵局

一个秋日的午后，已88岁高龄的周斌回忆起50年前在人民大会堂中那场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谈判时，依旧感慨万千。

周斌的童年在战火纷飞中度过。1954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专攻日本语言文学。毕业后被外交部选中。1960年起，周斌开始了长期在外交部的工作。

在外交部长达18年的工作期间，周斌长期担任周恩来总理的日语翻译，也曾为毛泽东、邓小平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翻译，多次参与中日两国政府及民间的重要谈判。他全程参与了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始末。

50年过去了，回忆起谈判时的点滴、趣闻，甚至种种细节，往事依旧历历在目。近日，周斌告诉第一财经，他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分享这段历史，是因为在他看来，青年往往不了解中日两国过去两千年的友好关系，也不了解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复杂与艰难，同时又容易受各种思潮、各种观点的左右，所以，他一直坚信做好青年的工作，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至关重要。

芭蕾外交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新中国外交史上迎来了重要时刻。1971年，“乒乓外交”推动了当时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的到来，带给日本上层很大的冲击。”周斌回忆道，“当时，美国采取的是越顶外交，尽管是盟国，但在没有知会日本的前提下就越过日本的上空来到中国。”

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周斌介绍道，其实几乎所有的日本在野党、进步人士都主张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但牢牢坚持一切听从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的佐藤荣作政府拒绝了普通百姓的这一诉求，“周总理当时就判断，日本国内一定会有人利用这一形势，推动日本上层采取行动。”

后来，敌视中国8年多的佐藤荣作下台，接替他的是田中角荣。作为最具潜力的首相接班人，田中在1972年春天回答记者相关问题时就已提到，如果他能执政，第一个任务便是解决同中国的关系，力争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周斌说，“周总理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一微妙的变化”。

如果说中美关系的改善靠“乒乓外交”，那么中日关系的破冰离不开“芭蕾外交”。为了给新成立的田中内阁道贺，当时，周恩来指示中日友好协会的秘书长孙平化率领上海芭蕾舞团访日。周斌还记得，“孙平化抱怨说不会跳芭蕾舞，一度疑惑总理缘何挑选了他，但其实总理希望他借助这个机会同日本以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为代表的新政治家接触，解说我们的对日方针、对田中内阁的期待。”

与此同时，田中方面也派遣了公明党代表团委员长竹入义胜来中国摸摸底。“我记得竹入义胜在北京待了4天，周总理花了十五六个小时，分四次向他介绍了中国的对日政策、对关系正常化的考虑等，请他转达给田中首相。”

竹入义胜回国后，7月7日田中内阁上台就表示要尽快恢复中日关系正常化，并且把这件事列于内阁要务的第一位。

1972年8月12日，中国外交部宣布：“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即将访华。”

超过尼克松的待遇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一行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的正式访问。

“我记得那是下午2点，田中一行的飞机落地北京机场。当时没有外交关系，（他们）来只是谈建交事宜，因此没有任何欢迎仪式，也没有任何群众场面。”周斌说，“田中下飞机见到周总理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田中角荣，54岁当选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当时田中的这一表态令周斌等随行非常奇怪，毕竟在外事场合出于礼节，介绍不会谈及年龄。“不过，总理没计较。”

寒暄过后，田中一行前往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周斌清晰地记得，田中一行的车离开机场后，总理也准备坐车离开。“我问总理要去哪。总理说，去送送他（田中）。结果两人的车几乎同时到达钓鱼台18号。见到总理跟来，田中很高兴。”

周斌解释道，这在外交场合上非常罕见，“总理见的大部分客人都是在机场握手、见面分手。送到住处，我也觉得很意外。然后两人又都进了房间。这显然超过对尼克松访华时的接待规格了。”

9月底的北京已秋风渐起，逐渐转凉。“进入了田中的房间，总理要脱去短大衣。田中一见就要走上前去替总理脱大衣。但这是我翻译的事情，当时我太紧张，忘了这个环节。”周斌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依旧有些许自责，但稍后田中的回应缓解了当时尴尬，“总理表示要自己来。田中说，你送我到这儿，这几天我是主人，你是来的第一个客人。我不替你脱大衣，谁来呢？总理随之表示感谢。”

周斌记得，双方开始交谈后，田中又重复自己54岁当日本首相一事。“总理很幽默地回应：田中先生，我忘了介绍自己了。我是周恩来，比你大20岁。我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就当了总理，已经当了23年了。这工作很重要，也很辛苦，也祝贺你当了首相。”自此，田中不再强调自己54岁当首相一事了。

寻求共识

当天晚上，中方举行欢迎宴会。周斌记得，会场放了田中家乡新潟县的民谣民歌，还放了大平外相的家乡香川县的民谣，气氛很好。但是，田中在随后的致辞中用“添了麻烦”的表述代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令现场气氛立刻冷淡了下来。“很多中方人员对田中的用语都感到难以接受。”周斌说，“周总理当时只是对田中说，我们都关心历史问题，这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详述。”

到了第二天（26日），两国领导人开始进行正式谈判。在谈判现场，周斌清楚地记得，周恩来总理花了一个多小时谈历史问题，表示在历史问题上，中方接受不了日本方面轻飘飘的态度。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游览长城，则是谈判之余的安排。在前往八达岭的路上，大平正芳提出，要和姬鹏飞外长坐同一辆车，以方便交换意见。就这样，他们二人再加上周斌和一名警卫员，坐进了一辆车里。

长城来回路上一个半小时，周斌就坐在后排两位外长中间。平时还有点晕车的周斌笑着说，奇怪的是那次一点也没有头晕。他清楚地记得，大平对姬外长推心置腹地说，希望这次会谈能成功。

而如何表述战争认识问题，再次成为了中日双方谈判的焦点。周斌记得，28日凌晨2点大家还在逐字逐句地商量，印刷工人也随时待命。就在众人不知如何是好之时，大平正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告诉姬鹏飞外长：这是日方最后的方案，如果中方不能接受，代表团只能打包行李回去了……

经过周斌的翻译，这张纸条上写的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面对日方的最后表态，姬鹏飞外长当时陷入了沉默。周斌甚至因为自己的“多嘴”，还被姬鹏飞外长“呵斥”了几句。在短暂的休会后，姬鹏飞外长当众宣布：中方决定同意大平先生的提议，就这样写进联合声明。后来周斌才知道，姬鹏飞外长利用休息时间赶忙去请示周恩来了，当时周总理就在不远处关注着这场意义非凡的谈判。

就这样，这场一度难产的拉锯战迎来了圆满的结局。周斌记得，当时中日双方在场的人员纷纷举起手里的咖啡杯，碰在一起庆祝，印刷工人也赶紧加班。

1972年9月29日，中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