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通胀：宏观政策调控的重中之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环比下降0.1%，同比较上月也收缩0.2个百分点至2.5%；前8个月CPI回落至1.9%，显示通胀压力有所减轻。

央行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总体而言，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复，供求关系基本稳定，货币条件适度，在粮食稳产增产、能源市场平稳运行的有利条件下，预计物价涨幅仍将运行在合理区间，全年CPI平均涨幅在3%左右的预期目标有望实现。下一阶段，受消费需求复苏回暖、PPI向CPI滞后传导、新一轮猪肉价格上涨周期开启、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仍处高位等因素影响，国内结构性通胀压力可能加大，输入性通胀压力依然存在，预计下半年CPI涨幅将有所上行，中枢较上半年水平抬升，一些月份涨幅可能阶段性突破3%，对此要密切关注，加强监测研判，警惕通胀反弹压力。

结构性通胀压力可能加大

从通胀演进的时间结构看，1~2月平均，CPI比上年同期上涨0.9%；1~3月平均，CPI比上年同期上涨1.1%；1~4月平均，CPI比上年同期上涨1.4%；1~5月平均，CPI比上年同期上涨1.5%；1~6月平均，CPI比上年同期上涨1.7%；1~7月平均，CPI比上年同期上涨1.8%；1~8月平均，CPI比上年同期上涨1.9%。可以清楚地看出，今年以来CPI保持着边际递增的上涨趋势。同时，在经济学看来，观察通货膨胀须观察价格变动的周期过程（往往为一年）,只有在这个过程中物价表现出连续上涨倾向才被认定为通货膨胀。由于受到物价逐月叠加抬升力的驱动，8月份通胀率虽然只有2.5%，但却处在一年时段中的次高位置（最高月度通胀率为2.7%）。

从通胀的城乡变动结构看，今年前8个月中，1~4月份城市的CPI同比涨幅总是高于农村，分别是1.1：0.4、1.0：0.5、1.6：1.2和2.2：2.0，但从5月份开始，农村CPI追平了城市，并且随后的7~8月反超，涨幅之比分别为3.0：2.6和2.7：2.4。理论上说通胀之下农村不可能成为物价安宁净土，但农村价格涨幅弱于城市却是一个广泛认可的结论，原因不仅是农民的需求不如城市居民，更重要是猪肉、蔬菜以及鲜果等食品在农村都可以自产自销或近产近销。如今农村CPI却真实超过了城市CPI涨幅。

从通胀的品种变化结构看，今年表现为消费品价格与服务价格全面上涨的格局，而在消费品价格中，食品价格上涨最为明显，其中又以鲜菜、鲜果、粮食以及蛋类价格上涨最为突出。其中鲜菜价格除1月份下降了4.1%外，其余月份平均同比涨幅达到了8.29%，每月对CPI贡献的幅度为0.23个百分点；鲜果价格平均涨幅超过13.3%，平均每月对CPI贡献超过了0.24个百分点；粮食价格月均涨幅2.21%，对CPI月均贡献超过了0.02个百分点；蛋类价格月均上涨6.04%，对CPI月均贡献幅度为0.02个百分点。以上四项加起来对前8个月CPI的贡献接近三成，如果再加上水产品以及畜肉类的价格涨幅，食品价格涨幅对CPI的贡献将会更大。虽然少数月份食品价格出现了下降，那也只是猪肉价格下降而致，更多的月份是畜肉果蔬价格整齐划一地普涨。

不难看出，本轮国内价格上涨的物品基本都是生活必需品。尤其对于低收入人群与农村居民来说，他们的通胀风险承受与消化能力本就较为脆弱，恩格尔系数也较高，日常生活因食品价格上涨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

重点提防内生型通胀

西方经济学对结构型通货膨胀的研究往往从经济结构与部门生产率的角度切入，即在总需求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因增加工资而导致行业产品价格上涨（厂商提高工资的成本会转移到产品价格身上），但同时也会对生产率差的部门形成工资上涨示范效应，进而会增加社会总需求并演化为物价上涨的力量。这样的解释描绘了因工资上涨而导致的成本推动式或者需求拉上式通胀，却不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今年上半年，扣除价格因素，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3.0%，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同比增长0.5%，另外，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一直处在低位运行，表明终端消费低迷，一系列事实说明国内劳动力价格供给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需求拉力因素都远远不可以构成结构性通胀的最主要动能。

那么，导致国内结构性通胀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呢？一是输入性通胀的作用，即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动国内上游原材料与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上扬，并最终传导至CPI，而且农用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价格受到PPI的传导存在滞后特征，由此形成了农村CPI在统计后期超过了城市CPI的现象。

二是疫情反复导致物流运输受阻，供给不畅。

三是美元升值引起的人民币贬值导致进口产品价格上涨，在强化PPI对CPI传导力度的同时，也必然带动整体价格上扬。

四是国内货币政策保持宽松。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国内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259.51万亿元，同比增长12.2%，由于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不畅，部分增量货币停留在了流通领域，既加大了货币贬值的压力，也一定程度构成了物价上升的牵引力。

按照央行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基本判断，今年全年CPI涨幅有望控制在3%左右的预期目标之内，但下半年国内结构性通胀的压力可能加大。但全面而客观地审视，伴随着欧美经济衰退风险的提升，全球经济的需求萎缩将对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构成压制，加之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未来输入性通胀的传导压力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此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的高位推动以及PPI向CPI传导两大因素可能出现边际减弱趋势，我们更应密切关注与重点提防内生型通胀的泛起与强化。

首先，要防止猪肉价格出现周期性上涨。按照3~4年一轮的猪周期，当前或已进入新一轮猪周期的筑底上行期，预计猪肉价格将温和上涨，政策层面可以通过稳定生猪产能，以及提前和及时投放储备冻猪肉来干扰与控制肉价上涨的幅度。

其次，要有效引导消费需求回暖趋势。随着对疫情管控经验的逐步成熟，差异化、精准化防控机制将充当主角，同时稳增长目标上升到优势位置，这样有助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回升，特别是核心CPI中的结构分项比如旅游交通、教育服务以及房屋出租等都将迎来较大力度的改善，但政策层面须提防旅游门票、房屋租金等服务价格的投机性上涨。

再次，谨防人民币过分贬值。美国8月份CPI同比增长8.3%，高于市场平均预期，美联储大幅加息还在路上，势必对人民币构成进一步的反压，为此需要对外汇市场保持高度关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最大程度稀释货币贬值与进口因素施与国内通胀的压力。

最后，要全力畅通商品物流渠道。对于过度与层层加码式的防控措施，除了进行通报之外，更应严格问责，任何借防疫之口而影响市场流通的行为都应当承担失职渎职之过并受到相应处分。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