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才振兴既靠“本土化”，更需“外来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围绕着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出的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主题，笔者近期深入到广东的河源、清远、湛江等农村展开了较为广泛的实地调研，从中越来越强烈感受到“五大振兴”中人才振兴的极端重要性。可以说，没有人才振兴，产业振兴将无智力之源，文化振兴将无智慧之魂，生态振兴将无智能之泉，组织振兴将无智谋之托。

本土人才的局限

乡村振兴的人才究竟来自何方？笔者调查后的结论是，在注重“本土化”农业经营者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同时，重心更应该放在外来“双创”（创新、创业）人才身上。

无论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生产经营时期，还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分散经营时期，农民都是农村经济发展与乡村建设的主体，而且未来还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只要到农村尤其是距离城市较远的乡村走一走，就不难发现农村目前的人口结构完全是以老、小、弱、残为绝对主体，虽然青壮年农民用自己多年进城打工赚来的收入盖起了新楼房，但除了春节之外，平日房子都是空荡无人。

时下农村的经营单位还是以小规模单干农户为主，这种个体经济形态由于受到自我资本短缺的刚性约束不仅很难突破产业边界，并且自身规模也不可能扩张，产业关联与辐射效应非常微弱；同时，目前农村劳动者的主体绝大部分是60多岁甚至年龄更长的老年人，虽然他们耕作经验丰富，但一方面身体承压与扩张功能十分有限，劳动效率较低，而且所占有的经验也都是基于小农户为单元的生产管理，接受与增强现代化、规模化以及跨界化农业经营的意识与能力都较弱，更缺乏可以改良生产的相应技术与学习能力。对于这类老农人角色的界定，笔者认为，他们是传统单一农业生产经营的坚守者。

不错，农村的确还有一些年轻人，但这类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人中很少能够与农村或者农业形成认知与角色上的关联。一方面，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在父母的支持下到附近的县城购买了商品房，结婚成家后都住在城市，尽管有些人没有工作，但也绝对不会回到农村务农，即使父母户口簿上还有他们的名字以及按照他们的身份所分配到的耕地。另一方面，这些新生代农人本身就没有任何农业耕种经验，甚至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根本没有种田的概念，若论身份，连简单农业生产劳动力都算不上，自然与就不可将其视为农业与农村建设发展的传承人，准确地说他们只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向市民身份转换的时代个体角色。

外来人才的颠覆力

按照官方的说法，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妇女构成了返乡入乡的四支创业队伍，而笔者的实地调查发现，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和城市白领也是返乡入乡创业的基础阵容，多股主流部队汇集，组成了一幅“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能工巧匠和技能大师在广袤乡村大地上竞技共舞的才智拼图。可以说，这些返乡入乡人员已经完全颠覆与改写了数千年来中国农民灰头土脸的自然表象与眷念农耕的生存方式，不仅携带一定的知识储备，还怀揣相应的专业特长；不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阅历经验，还手握相对广延的人脉资源；不仅展现出顺应城乡融合的驾驭能力，还拥有产业要素嫁接配置的跨界思维。

仅拿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就业活动范围往往遍布于三线以上城市和发达地区，很多人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各个岗位上多次发生职业变动与迁移，经历了产业化、现代化培训，积累了大量知识技能与工作经验，其人力资本水平与其走出农村时的状态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农民工又具有在农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状态下生活的经验，既了解城市的文化特点与生活环境，又熟悉乡村的文化习俗与风土人情，由此决定了他们可以较好地整合城乡各类资源与要素，达到优势互补的资源配置效果。

农业农村部的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到1120万人，比2020年增加110万人，而在年返乡入乡创业项目中，仅有20%回归种养业，主要从事规模种养、特色种养和育苗育种；有60%以上具有创新因素，85%以上属于一二三产业融合类型，55%运用信息技术，通过开办网店、直播直销和无接触配送等打造了“网红产品”。由“农业+”加工流通形成的延伸型农业，“种植+”林牧渔形成的循环型农业，“农业+”旅游、康养形成的体验型农业以及“农业+”文化、教育、培训形成的智慧型农业，作为全新的成长基因，对乡村产业体系构成了重新洗牌与组合。

进一步分析发现，由返乡入乡人员串起的“人才链”进而嫁接出的“产业链”，其经济学意义并不止于产业迭代升级层面。农业农村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农村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覆盖率达到83.6%，即每100个行政村中有83.6个返乡入乡的创业项目，平均每个返乡创业创新项目可吸纳6.3人稳定就业、17.3人灵活就业，总体带动乡村就业人数超过3500万人。这种由新业态所形成的强大就业吸纳力，所释放的社会意义不仅仅意味着农民可以就地找到工作，更多彰显出的则是一个中国最多人数群体身份的切换，即广大农民蜕变为农村产业工人，并且这一新兴职业群体的财富获取与创造能力、争取社会平等与自我发展的能力都将伴随地位与角色的变迁而增强。

加大政策配给能量

农村创业难上加难，为此，立足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政策层面需给予返乡和外来创业人员充沛的能量配给与支持。

首先要跟进及时而充分的金融资源支持。据笔者调查，在所有障碍因素中，返乡入乡人员碰到的普遍性难题就是资金瓶颈以及融资困难。对此，在为返乡入乡人员提供创业资金补贴与奖励的同时，政策工具完全有必要做出特殊性安排。除了定向的信贷支持外，可以开发与推广保险担保的融资模式，同时公共财政根据担保成效跟进奖补，由此聚合成服务于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的“政府+银行+保险”增信链条。

其次要构建出乡村人才创业的风险化解与分散机制。按照农业农村部的统计数据，返乡入乡创业者的资金一般初始规模都比较小，其中近半数集中在10万元及以下，仅3.11%在100万元以上；初创资金来源中，61.7%来自自筹和家人支持，仅26.56%源于银行贷款。这种情况足以说明返乡入乡创业者的市场风险承受能力较弱，搞不好极有可能引起整个家庭的财务危机。对此，一方面要组织创业者加入各种合作社等集体经济与联营组织，同时成立行业协会，形成“创业企业+合作组织+行业协会”的命运共同体，有效增强市场谈判能力；另一方面，要创建乡情浓厚、产业集中、营商环境良好的返乡入乡创业产业园以及各种项目孵化基地，将创业企业引导归集到园区与基地体系之中，降低或者减免其厂房租金、卫生费、管理费等非经营性成本的同时，让创业企业享受要素供给、物流配给以及产品配套嫁接等便利性服务。另外，对于一些返乡入乡人员所启动或者推进的优质创业项目，有必要发挥各地产业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的牵引作用，撬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更多社会资本朝着项目集结与汇拢。

再次要赋予入乡创业者的农村特殊要素获取权。为了吸引、留住与稳定安居困难的创业人群，政策方面可以考虑允许他们购买农村的闲置宅基地，但同时划定持有年限，期满后由村委会收回并交由原农户共同持有。目前来看，不少地方的农民增建了新房后，留下了大量的宅基地，并且无法还田复垦，而是成为躺在地面毫无意义的“古董”，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更不利于村观面貌的改善，如果拿出来进行商用重建，便可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最后要加快补齐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短板。乡村振兴战略落地与推进以来，乡村公路、农民用水用电、5G网络设施等硬件环境要素得到了极大的优化与改善，但必须明确，只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相应的水平达到均等化，才意味着乡村振兴目标的真正实现，为此，除了实现城乡交通、供水、环卫等一体化外，还要重点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在农村学校、幼儿园、图书馆、养老院以及娱乐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方面加大力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都市人群向农村流动与居住，也才能导引更多的返乡人员重归乡村创业兴家，商业要素与产业资本也能获得永久滞留于农村的生活土壤。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