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怒江州推动“五大振兴”，让老百姓有实实在在获得感

“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我们不仅要教别人，尤其是培养自家孩子。”张晓慧在教村民学习民族歌舞之际，自家年仅5岁的孩子也耳濡目染间学到一点皮毛，甚至成为2023怒江傈僳“阔时”文化节上年纪最小的表演者。

张晓慧是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简称：怒江州）的一位傈僳族音乐人，“阔时节”是傈僳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1993年，怒江州将每年12月20至22日定为“阔时节”。2021年，“阔时节”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3怒江傈僳“阔时”文化节与往年不同，这是怒江州首次将“阔时”节升级为“阔时”文化节，并将时间延长至2023年1月3日，同时开展一系列具有地域特征、民族特色的活动。

2022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深化之年。作为曾经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怒江州是中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重视民族文化振兴正是其全面推进“五大振兴”（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一个侧面。

2021年4月，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上海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调整为云南全省，其中浦东新区对口帮扶怒江州。2022年12月，上海市代表团在怒江州考察指出，“把工作对象转向所有农民，把工作任务转向‘五大振兴’，把工作举措转向促进发展，在扩大帮扶对象、拓宽帮扶内容、优化帮扶举措等方面下功夫，让老百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老姆登村的“小慧传习馆”

在“阔时节”见到外人，张晓慧都会说一句“阔时花花”——阔时节的祝福语，意为“阔时节快乐吉祥”。文艺献唱只是张晓慧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2021年11月，在丈夫江晓春的支持下，她在老姆登村的家中开办了“小慧传习馆”，面向全村乃至周边地区的老百姓传授民族歌舞。

位于怒江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的老姆登村，是以怒族、僳僳族为主的行政村。“老姆登”是怒族语，意为“人喜欢来的地方”。这里背靠碧罗雪山，俯瞰怒江大峡谷，既有高山乡村美景，又有怒族文化底蕴。2022年8月，老姆登景区试运营。同年10月，该景区通过国家4A级旅游景区标准，入选云南省2022年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江晓春是老姆登村的怒族土著，受父辈影响，自幼喜欢音乐。从2000年从事民族音乐创作以来，经常搜寻散佚在怒江大峡谷里的各民族音乐，试图还原最纯正的少数民族歌曲。2015年，夫妻二人与其它音乐人组成一个乐队，将怒族、傈僳族的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结合起来，以现代方式呈现怒江流域多民族融合的经典音乐。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世世代代在怒江生活的怒族人，创作了大量美妙动听的音乐，传递着他们真实的情感。借助音乐、舞蹈等形式，让当地的年轻人和小孩，能够在耳濡目染下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具备用民族歌舞表达的能力，将优秀的民族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既是文化自觉，也是文化自信。”江晓春称。

于是，从2021年开始，“小慧传习馆”就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学员。张晓慧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一开始，我们还担心感兴趣来学习的人不多，结果却出乎意料。开班后，不论是本村，还是周边村寨的村民陆续来报名学习。”

江晓春夫妇在火塘边表演民族乐器。邵海鹏/摄

在江家小院的二层小楼上，晚上七点半，学员们就围坐在火塘边，学习如何演奏口弦、达比亚等乐器，如何吟唱怒族、傈僳族歌曲，如何表演歌舞。学员们也从最初不会吹独独丽（怒族小短笛），到吹出旋律，再到边吹边舞。

据江晓春夫妇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多来，传习馆累计开展培训193期，培训6800余人次。

不论是传习馆的教，还是村民的学，成为了文化振兴的“星星之火”。江晓春称，起初确实有很多人报名，但最后只留下了15人。于是，传习馆就安排学员们编排节目，从2022年1月底开始进行有偿表演。比如旅行团，尽管受疫情影响，到老姆登村的旅行团有限，但参演学员的收入还不错，一个人一个月拿到过2000多元酬劳。来自省外的旅行团，甚至会出价1500元要求包场表演。再比如录制节目，导演组也会为参演人员发放每人每天200元的误工费。

江晓春称，学员们经历了从不会表演到会表演，从最初表演时腼腆羞赧到如今落落大方，再从无收入到有收入的巨大变化，这既是心态的转变，也是观念的转变——原来除了采茶有收入外，跳舞也可以。

“小慧传习馆”的出现，是怒江州文化振兴的一个缩影。然而，文化振兴的背后，更离不开产业振兴。

加快文旅融合，助力产业振兴

“福贡县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是民族文化。”吕廷栋被怒江州委主要领导“一语点醒梦中人”。吕廷栋是上海援滇干部，2021年6月，走马上任福贡县，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

怒江州下辖泸水市、福贡县等四个县（市）。在福贡县，境内生活着以傈僳族、怒族为主体的20多个少数民族，有全国唯一的怒族乡——匹河怒族乡，全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88%。

吕廷栋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福贡县由于地形狭长，可供发展的土地资源稀缺，再加上自然环境脆弱、发展基础薄弱，全县贫困面广、贫困比例高、贫困程度深，曾是云南省乃至全国脱贫攻坚中的“上甘岭”、最难啃的“硬骨头”。因此要想推动乡村振兴，就必须重视产业振兴，文旅产业可以说是全县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抓手。

于是，原先筹划的“茶叶节”升级为大型文化主题活动。2022年8月，福贡县举办了首届怒江峡谷文化周活动，以“让世界听见怒江”为主题，联动县内老姆登、知子罗等网红景点和旅游资源，吸引游客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共同体验极具云南特色的民族文化。短短7天时间，只有11万多人的福贡县就接待游客近3万人，实现旅游收入200多万元。

“我们没有想到反响会这么强烈，可以说是出乎意料。万事开头难，好在举办了第一届，今后就可以围绕这个品牌，加快文旅融合发展，让文化为旅游赋能。”吕廷栋称。

地处高山峡谷的福贡县，尽管山川壮丽秀美，旅游资源丰富而独具特色，具备发展生态旅游、民族文化体验的天然优势，但基础设施是个硬伤。

老姆登村是典型的高山乡村，风景秀丽壮美。邵海鹏/摄

为主动融入与服务好“大滇西旅游环线”战略，2022年，沪滇协作领导小组投入5000万元援建两个项目，一个是“老姆登、知子罗乡村旅游产业公路建设”，另一个是“老姆登村、月亮田乡村旅游产业换乘中心”。前者通过对山路加宽提升改造，彻底解决小车爬坡尚且“心慌”、大车根本上不去的局面；后者旨在有效提升游客接待能力。

为确保工程项目如期竣工投入使用，福贡县沪滇协作领导小组划定了5个月的项目施工期竣工“红线”，并成立工程项目专班，主要领导驻守施工现场，亲自督导工程实施。项目施工组发扬“大雨小干、小雨大干、不下雨加班加点干”的精神，经过持续昼夜奋战，最终确保项目如期完工。这样保质量、高效率的项目施工，被当地称为“老姆登速度”。

“表面来看，沪滇协作助力福贡县打通了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但这不纯粹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切切实实的产业投资，为今后文旅产业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吕廷栋称。

古炭河村创造怒江州“五个第一”

2020年秋天，在古炭河村考察过后，一顿农家饭的功夫，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团队就确定下来要在这里做一个乡村振兴实验示范村。该村位于怒江州泸水市，因古炭河流经村庄而得名。

促使其下定决心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区位优越，作为当地知名的生态旅游村，古炭河村距城市仅半个小时车程；二是地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环境清幽宜人，森林覆盖率达到95%；三是民风淳朴，能人涌现。前述为客人做农家饭的罗志强，颇有经营头脑，开办了村内第一家农家乐；担任村民小组组长的李余昌，有见识、有能力，又善于与村民打交道，愿意为村民做事。

李小云团队认为，考虑到这里具备的这些因素，已经初步具备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基本条件。

如何充分调动这些因素，关键在于有效运行的组织。在多方共同推动下，2021年2月，古炭河村成立了怒江州第一个自然村域的乡村文旅专业合作社——“怒江古炭河乡村文旅专业合作社”，覆盖全村92%的农户。

怒江州第一个自然村域的乡村文旅专业合作社。邵海鹏/摄

根据合作社章程，社员们选举了理事会、监事会，并由理事会和监事会分别推举了理事长、副理事长以及监事长。罗志强被选为理事长，担任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李余昌被选为副理事长。

古炭河村的组织运行机制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小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农大团队到实验示范村中实践乡村振兴，一个重要的抓手就是成立合作社，这正是“五大振兴”中组织振兴的具体写照。合作社在前期主要参与项目建设，通过“以工代赈”增加农民收入，帮助村民实现在地就业；待新业态建成后，就开始主导运营，实现稳定增收。

历经1年8个月的建设，2022年10月，古炭河实验示范村正式建成，对外开业。总结来说，该实验示范村为怒江州创造了“五个第一”：一个合作社、一个新业态、一个乡村CEO、一套新机制、一个新模式。

建立新业态是产业振兴的重要基础。在合作社成立之后，中国农大团队就牵头为古炭河村实验示范村设计并建立了一个农文旅复合业态。具体来说，一是打造田园综合体。恢复灌溉水渠并营造景观，种植大棚特色蔬菜，养殖冷水鱼，在稻田养鱼，打造荷塘景观、四季果园；二是创新农旅融合。保持村庄圈舍、农房、水磨坊等建筑原有风貌，美化提升内外部结构，打造猪舍咖啡屋、牛棚茶室；三是打造新业态。在示范村，打造嵌入式民宿、特色餐厅、妇女工坊等。

组织的运营、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能人。李余昌参与了前期项目建设，并被派往外地培训。在古炭河村由建设阶段正式转到运营阶段后，他被聘请为乡村职业经理人，这是怒江州第一个“乡村CEO”。

该项目背后，也是怒江州第一个“政府+高校+企业+村民”的乡村建设新模式。在整个过程中，央企出资700万元，并完成会议室、接待中心、客房、咖啡厅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农大团队提供项目理念及技术支持；地方政府主抓落实，在新业态的打造过程中，干部人才也提高了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作为受益主体的村民，全方位参与项目建设，培养了一批乡村工匠，也提升了自我管理和运行能力。

古炭河村的乡建新模式

尤为重要的是，合作社背后村集体与合作社、合作社与农户之间利益联结机制，及合作社利益留村和分配机制。比如，前述新业态的打造，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资产，为实现村集体资产持续增值，村委会与合作社签署委托运营协议，合作社招聘CEO，进行市场化、专业化运作；在利益分配方面，农户通过出资、出让、转包、入股等方式参建新业态，若有游客消费，按入股情况进行第一次分配，同时合作社留下20%作为再发展资金和公益资金。每年合作社还会再拿出10%净收益，为全体村民分红。

践行“两山论”，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来到怒江州工作后，我很震撼。”黄克鹏称，一年四季鲜花怒放，空气质量平均优良率超过95%。对于大城市居民而言，简直难以想象。

黄克鹏的现任职务是怒江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副州长、上海援滇干部联络组怒江小组组长。他说，中央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放在“五大振兴”的背景下，前者是“生态振兴”，后者是“产业振兴”。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又是前者的支撑。

在老姆登景区，与生态振兴密不可分的，除了文旅产业，还有茶产业。老姆登茶因核心产区老姆登村而得名，由于核心种植区位于海拔2500米左右，高山云雾朦胧，加之冬季积雪滋养，使茶叶具备较高品质。高品质的高山茶，在赢得市场认可的同时，也为种植者带来了体面收益。福贡县老姆登高山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和大林种了30多年的茶叶，早就尝到了茶叶种植的甜头。他说，“茶叶就是农民的摇钱树。在良好生态的加持下，农民可以收获‘金山银山’。”

看到紫娟茶颇受市场青睐，和大林就在2014年尝试引进种植了不到1亩。经过四年的悉心呵护，年产干茶100斤，市场价格1斤3000元。这意味着，一亩紫鹃，年收入超过30万元。随后，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2019年，他还挑战在海拔2700米的茶园覆盖地膜种植，预计2023年采摘后价格将更喜人。“从个体种植到成立合作社，我将种茶叶的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老百姓，希望带动大家多种茶叶。在旅游业的带动下，这里的高山茶相当好卖。”他说。

自从2021年以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就成为怒江州脱贫地区的重要任务。

黄克鹏称，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自东西部协作结对帮扶关系调整以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使怒江州易地搬迁社区群众切实能“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同时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积极推动搬迁农民变市民，更好融入城镇社区生活，2022年，浦东新区全面加大对易地搬迁社区后续扶持力度。

和谐社区是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最多的安置点，占全市搬迁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为提升搬迁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浦东新区统筹“携手兴乡村”资金402万元，开展了智慧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能效提升。

在福贡县，沪滇协作工作组采取“三个聚焦”措施，切实解决好安置点搬迁群众后顾之忧。吕廷栋称，一是聚焦群众需求，引进专业社工站，为易地搬迁群众开展社区服务工作；二是聚焦弱势群体，建立服务机制。根据老弱、残疾、儿童这些弱势群体的需要，建立完善的社工站服务机制；三是聚焦群众满意，改进服务水平。社工站以群众满不满意、认不认可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标准，通过专业化、精细化的社区治理，让易地搬迁社区居民，特别是特殊困难群众的生活更有幸福感。

由沪入滇这一年半来，黄克鹏深有感触。他表示，沪滇协作怒江小组集中力量帮助怒江州做了三件事：一是补短板。通过延链、补链、强链，助力完善当地物流、道路等基础设施的短板；二是强弱项。通过加大教育卫生帮扶力度，补好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的弱项；三是扬优势。以精深加工为主攻方向，助力打造标准化、品牌化农业，大力发展农旅融合新业态。

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也是一个助力当地建机制、转观念的过程。黄克鹏称，相较于脱贫攻坚的闭卷考试，乡村振兴是一场开卷考试，我们一直还在探索，而且乡村振兴没有终点，只有更高的起点。今后乡村要想真正实现振兴，应该是一个跟市场对接，并逐渐市场化的过程。因此，怒江小组的援滇工作更强调为当地搭建一个市场化的机制，从而转变当地人的思想观念，真正变“输血”为“造血”，让怒江州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