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往昔》：共产主义与法国传统

作为研究战后欧洲历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托尼·朱特一直重点关注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纠葛关系。朱特有多部作品，都在进行这一主题的论述。

如果说《责任的重负》是谈在战后共产主义浪潮下、法国部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立场坚守的话，那么三辉图书和中信出版社新近引进出版的这本《未竟的往昔》，则是探究同一历史时期里，法国的主流知识界对于斯大林式共产主义追逐、肯定与粉饰的深层次原因。如果再算上从朱特个人历史出发，探究整个20世纪里西方知识分子与政治变迁之间互动关系的《思虑20世纪》一书，朱特围绕上述主题，堪称写出了一个“三部曲”。

这三本著作当中，《责任的重负》采取的是人物思想小传的叙述方式，《思虑20世纪》则以对话形式展开;相比之下，《未竟的往昔》一书介乎思想史与知识社会学的写作方式之间，其探讨的主题与内容，对当下中国的发展也多有启示。

战后共产主义在法国的兴起，首先应该源自它的老对手——自由主义在政治历史变迁下的衰落。早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和二战初期，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已在经济大萧条的浪潮之下无计可施，面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进攻节节败退。到了二战末期，法西斯主义尽管已经面临被打倒的趋势，但在法国，从民众到知识分子仍对导致法国衰落和失败的自由主义持明显的怀疑态度。在这种态势下，斯大林式共产主义随着苏联红军的一路西进转而深入人心，就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事情。

当然，共产主义在这一时期受到广泛的追捧，其实也跟法国的思想传统和历史演化路径有着很大的渊源关系。法国从1789年的大革命之后，虽然经历过多次共和国与帝国政体之间的反复，但大革命的政治和思想遗产仍被主流知识分子和民众所认同。在这样的路径支配之下，知识界很容易会拿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暴力革命主张，来为斯大林式共产主义找到辩护的理由。以当时法国的代表性学者穆尼埃为例，他就曾引用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于1794年2月就革命合法性来源所做的著名概括作为结论——“革命的政府就是自由对暴政的独裁”，通过这样的论述，穆尼埃强调，在革命的局面下，公共利益不仅高于个体利益，同样也高于任何事先就存在的正义或者法律的概念。由此，苏联二战之后在东欧各国进行的夺权运动和对非共产党人的审判，就取得了某种政治正当性。

在穆尼埃看来，“国家和民族的意义只有在危机状况下产生的正常架构中才能凸显出来”，换句话说，在维护公共安全的“危机正义”理由面前，反对政权往往就可以跟反对和背叛国家画上等号。

而在战后法国盛行的存在主义哲学，跟共产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之间，同样存在着种种渊源关系。存在主义的两种重要思想来源，分别就是以黑格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以及反对人的异化、倡导个体解放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而萨特对于存在主义思想的发展，其重要标志就是把所谓“人学的空场”跟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结合在一起重新考量。这样跟马克思主义水乳交融的思想脉络，使得萨特和梅洛·庞蒂等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性学者，直接将自己的思想流派命名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尽管这种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存在主义的一部分，但萨特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伴生物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好感，也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的好感，还跟知识分子在苏联和美国两国的不同地位有着密切联系。相较于他们的法国同行，美国的知识分子在其文化当中处于边缘地位。出于很多原因，美国知识分子很难对民众的看法造成什么影响，更不用提公共政策了。相比之下，苏联则代表了一个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科学发挥重要作用、扮演令人尊敬的角色的社会。因此就欧洲和法国对知识分子及其角色的认知问题来说，法国知识分子选择亲近苏联而非美国，就显得顺理成章。

而跟德国和苏联类似，法国早在浪漫主义时期，就有一种反对工业社会和怀念早先权威与秩序的形式的古典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潮支配下，无论是左派知识分子，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都会对反抗工业文明和大资本主义生产心存认同。以圣—埃克絮佩里为例，他尽管着迷于现代机械，却把工业社会看作是巨大精神空虚的根源。在他看来，从工业文明的反人性角度来说，德国的纳粹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都是全然相似的，而工业文明最为发达的美国，自然成为他眼中的罪恶之源。

朱特正是借助于对思想背后政治变迁、历史演化路径和社会氛围的精准分析，为我们清晰勾勒出战后法国转向共产主义的深层次原因。尽管随着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爆发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共产主义在法国的盛行告一段落，但理解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于法国思想脉络发展的重大影响，仍然对于理解法国和欧洲战后乃至当下的思想、社会和政治面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作者系金陵读书协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