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跌穿两大关键点位，专家称汇率浮动利大于弊

人民币15日迎来两个“创近八年新低”，一是中间价，二是对美元汇率。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6.85，超出了市场预期。这表明中国央行在人民币市场化方面的做法比我们想象的更有魄力。”澳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耶特森加(Richard Yetsenga)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近一个月来，人民币已先后跌穿6.7、6.8两个关键点位，各界心里都有一个问号——央行究竟有何目的?人民币要贬值到什么点位才算是基本均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外部因素来看，美元指数的上涨给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带来不小的贬值压力；内部原因则在于，市场预期人民币会继续贬值，并由此引发了避险情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日前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研讨会上，作了题为“8·11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演讲。余永定赞同“中国经济基本面不支持汇率长期大幅度贬值”的观点。不过，他认为现在人民币确实面临贬值压力，但我们应该克服贬值恐惧症，而且现在贬值利大于弊。

外因主导人民币下行

新一轮人民币贬值始于国庆之后，有观点认为，不可预期的外因起了主导作用。

早前就有预测，人民币正式纳入SDR(特别提款权)后，央行维稳的动力就会减小，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将重新开始释放。

不过，渣打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则对第一财经记者强调，人民币一路下行与上述猜测并无关系。

“相对于CFETS(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的一篮子货币，人民币还是保持相对稳定。可能央行暂时发现了一个平衡点，不想马上做出很大的变化，始终强调的是一篮子货币的基本稳定。在这个前提下，才出现了这一轮对美元的贬值。”丁爽表示，“巧合的是，国庆期间出现了英镑的急速贬值，使得美元指数暴涨，为了保持对一篮子货币稳定，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应该说是，央行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看得更重，所以造成了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

相比之下，“8·11新汇改”则是央行的主动“纠偏”，当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下调1000点，人民币一次性贬值2%。

除英镑外，特朗普意外当选下届美国总统则是另一个外因。丁志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特朗普当选后，他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引起了市场的波动。比如，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减税可能导致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包括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飙升等，都可能助推美元走强。市场都在感叹——这就是“特朗普效应”。但长期来看，特朗普当选前倡导的各项政策是否会落地，还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美联储12月加息几已“板上钉钉”，这也是美元走强的动能之一。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美联储12月加息概率已攀升至84%。

在丁志杰看来，人民币对美元下行的内部原因在于，市场预期贬值会继续，并因此引发了避险情绪。

知名外汇专家韩会师也表示，目前国内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压力并非来自于美元的涨跌，而是来源于国内企业和个人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下，如果收盘价跟随中间价持续走弱，市场会自动将此理解为官方对人民币贬值持宽容态度，从而持续增强购汇冲动。”

法兴银行中国区环球市场部董事总经理何昕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最近几日人民币贬值主要原因是美元过于强势，市场也没有出现过度恐慌，从远期、期权及境内外人民币的价差来看，贬值预期没有显著增强。

克服浮动恐惧症

无论升贬，人民币当前正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前进。

“如果人民币贬值，把资本转移到国外的成本就会更高，这样能够抑制资本外流。”余永定表示，我们对汇率贬值冲击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和过度的。如果一个国家有大量经常项目的顺差，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经济增长速度全球第一，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政府，那么其汇率发生大幅度贬值的情况几乎不可能。

余永定表示，人民币加入SDR后，钉住一篮子货币而不是某一种货币(如美元)是有益的，有助于保持我国的竞争力，不会由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相对变化而造成麻烦。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包含众多新兴市场国家，过去几年人民币的强势偏离了均衡水平，使得中国外贸出口承压。虽然当前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以促出口的目的而使货币贬值，但必须让人民币回归到合理的位置。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呼吁：“没有只涨不跌的货币，汇率有涨有跌，有利于吸收来自内外部的冲击。”

管涛在新书《汇率的本质》中写道，印度最近之所以经济表现亮丽，成为新的国际投资热土，就是因为经历了2013年的资本外流、本币下跌。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汇率弹性普遍增强，也被认为大大改善了这些经济体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韧性，“作为大型开放经济体，我国应该对内平衡优先，将汇率政策作为次要政策，将其还原为政策工具，当成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不是手段”。

2016年2月之后，央行明确宣布实行“收盘价+24小时篮子货币稳定”的定价机制。新的汇率机制的成功之处在于，大大增加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可预测性。

汇率制度无法同时解决“四难问题”：汇率稳定、保住外汇储备、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项目适度开放(或维持适度的资本管制)，必须在四个目标中选择三个，或满足于达成某种折中。

自从今年10月以来，央行的市场干预已经显著弱化，人民币汇率波动已经日趋市场化。

余永定表示，汇率市场化问题的关键是，不能因为风暴暂时平息而放过推进改革的时机。

无独有偶，管涛也在上述新书中呼吁：“我们必须克服有压力时不敢动，没压力时又不想动的‘浮动担忧’，抓住当前外汇供求基本平衡、汇率水平基本合理的有利时机，积极推动相关改革。”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需要极端环境的考验，不能老是平平淡淡的，就要看现在这种机制下，市场怎么反应，央行怎么反应，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管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资本大规模外流?

人民币的快速贬值引发了市场的担心：资本正在大规模外逃?

韩会师表示，人民币贬值速度加快并不意味着资本外流规模的快速增大。从监管当局的立场来看，这意味着目前的市场情绪和资本流动管理能力仍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

“在贬值预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且结售汇为逆差格局的情况下，市场决定的人民币波动方向必然是贬值。此时作为监管当局，须在外汇储备、贬值预期、资本外流压力和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之间进行权衡。”韩会师表示，假如资本外流的规模较小，比如单月结售汇逆差只有50亿美元，监管当局很可能将其解读为，市场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并不强烈;或是，在现有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下，资本跨境流动管理是相当有效的，即使有比较强的贬值预期，在现有的资本项目管理能力下，也难以转化为大规模的结售汇逆差。

因此，在韩会师看来，人民币近期快速下行并未触及市场心理承受的底线，或者说并未触及资本流动管理能力的极限，“即使人民币贬值的速度快一些，也未必导致结售汇逆差飙升，外汇储备的下滑也未必会加速。”

“没有看到大规模的资本流出，这也并不是人民币贬值的主要驱动力。”耶特森加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短期内人民币对美元存在一定的贬值，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对冲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因此资金在短期内流到其他外币市场，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也是资本账户开放的一个必然结果。只要没有像此前希腊那样对本币完全失去信心，就无需过度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