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降成本关键在隐性税负

近日，国内两位企业家谈及企业在中国的经营环境，所涉及的企业负担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其中宗庆后表示，当前实体经济税费较高、利润率低，导致一些企业难以生存，呼吁少收点税、取消点费;曹德旺则根据在美投资经历，对比企业在中美两国税负，得出中国除人力成本外几无优势的结论。

中国企业税负高不高?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口径，2015年和2014年中国宏观税负均为29.1%，连续四年维持在29%左右水平。既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42.8%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34.4%的水平。

但中国税负低于平均水平与实际感受不符。新华社旗下媒体此前历时两个月，横跨东中西部，以问卷形式调研500家企业，“税费偏高”、“社保负担重”均位列企业“困难榜”前五位。不少企业主感叹税费负担偏重，有官员甚至直言综合税费负担占整个运营成本的40%以上。

其间差异，就在于隐性税负。隐性税负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历代王朝崇尚“轻徭薄赋”，以明清时期的商业税率为例，通常不过“十税一”或“二十税一”，并不是特别高，但从史料可知，暗税通常达到正税的二倍甚至以上。清初官员陆世仪曾议论：“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这就是说，国家正式规定的漕粮数额是400万石，而民间则为之付出了1400万石，多出的1000万石就是隐性税负。

中国当下的显性与隐性税负，当然没有这么悬殊。但相当程度的痛苦感也并非来自税收本身，而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税收使用效率欠佳，浪费公帑的现象屡见不鲜;二是法外“收税”时有发生，各种名目的收费、罚款往往形成收费部门的利益或地方政府的非税财政收入。

这从社科院日前发布的2017年《经济蓝皮书》亦可见一斑。报告指出，2000年以来，我国非税收入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其中2012~2015年年均增长18%，而同期税收收入年均增长7.5%，可见非税收入增速远超税收收入增速。这也使得在实施“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措施后，中国的宏观税负未出现明显下降。

宗庆后、曹德旺指出中国企业负担偏重，表现在土地、物流成本，能源、电力价格，以及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评估和审批费用。上述媒体调研更是发现，企业制度或政策成本高企，同样一个节能评估报告，有熟人或跟领导打招呼只要3000元就可以通过，而人生地不熟的外来企业，要3万元才能通过。而企业这些成本牵涉的，正是各路“相关部门”的利益。

去年以来，决策层力推供给侧改革，主体内容为“三去一降一补”，“降成本”正是其中之一。具体举措方面，全面推行“营改增”、简政放权取消部分审批事项、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这些无疑是有价值的。不过目前为止，这些举措并没有触及企业高成本的根源，也没有让企业感受到多少降税减负的获得感。

因此，在当前经济增速减缓、企业利润增速下滑的形势下，不仅有必要降低增值税税率，尤其是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而且，要进一步大力清理不合理收费，同时放松管制、减少政府不当干预，切实向隐性税负“开刀”，切实为企业减负。

现如今，国际环境风起云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声称要恢复制造业大国地位，并辅之以减税让制造业企业回流美国。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提出振兴实体经济。制造业企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留给中国以改革振兴实体经济的时间也已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