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监狱、医院、旷野、沙漠演奏大提琴，终于找到音乐的意义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大提琴家朱亦兵

人生走过半程，朱亦兵仍然没有弄明白，他这个对数字、宇宙、历史和神秘空间感兴趣的人，为什么最后就成了大提琴家。

“我从小就反复做一个梦，几块大钢板在天上撞来撞去。”从小数学拔尖的朱亦兵，最痴迷凡尔纳三部曲里的科幻世界。他一直不明白梦境对自己的未来有何启示，身为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教授的父亲朱永宁容不得他思索，直接塞给他一把大提琴。

“40岁之前，我从没喜欢过音乐。”面对第一财经，朱亦兵坦言，他跟中国数千万琴童一样，从小就被逼迫走上自己并不喜欢的道路。“我一直是我爸的学生，他是暴君，很严厉。”朱亦兵的母亲王耀玲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走上音乐之路，似乎是生命的必然。

但他却说，“如果不学音乐，我会是数学家。我家是出医学家和数学家的家庭。我们家有一个科学院院士，一个工程院院士，还有很多的医生。”

51岁的朱亦兵身上有股任性、嬉皮、满不在乎的劲儿。个子不高，轮廓分明的五官透露出四分之一的瑞士血统。他是中央音乐学院讲课最有趣的教授，也是中国古典音乐圈里最特立独行的演奏家。

十年前，朱亦兵离开居住了20多年的瑞士，放弃乐团百万年薪，回到中国，一边教学一边组建朱亦兵大提琴乐团，带着乐团在各种简陋、杂乱或是不可思议的场所做免费音乐演出。他形容自己是小游击队，“我们在校园，在工厂车间，在医院，在机场调度塔楼，在监狱，在会议室，在一些像纸壳子一样的场合演奏音乐。没有体制一分钱的支持，我们做了五百场。”

他拒绝高雅音乐进校园的口号，“为什么要说我的音乐是高雅的?普及?我最讨厌别人来普及我，我也拒绝普及别人。”

2015年，朱亦兵带着乐团重走丝绸之路

在青海湖面对大自然奏响琴音

在嘉峪关夕阳下演奏大提琴，朱亦兵说，“我们向先人致敬，向历史鞠躬，向文明膜拜”。

音乐就是游乐场

一天早上，朱亦兵一觉醒来，微信、短信和微博里堆满了三百多条朋友们的抱怨留言，“所有的票务网站都被大提琴‘黑客’攻陷了。”他才意识到，这一天是“超级大提琴”音乐会的开票日。

4月28日至5月1日才开幕的音乐会，能把大麦等几大购票网站弄崩溃，让朱亦兵很意外，“古典音乐在中国能火成这样，让人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安慰。”

这场音乐会有点古怪，没有座位之分，300元就能买一张通票听一整天。连续四天的音乐会，囊括了来自14个国家的21位中外大提琴演奏家，从独奏、重奏到室内乐，你只要拿着一张通票走进国图艺术中心的大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穿插在13场音乐会之间的，还有12场大师班，以及讲座、展览等。用朱亦兵的话说，“就是一个游乐园，(拿着票)出去还能再进来。你听一场不感兴趣没关系，我只认票不认人，卖给黄牛还能接着用。你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爱干嘛干嘛。”

这种带有庙会、游乐场性质的音乐会，是对古典音乐一贯严谨风格的全盘颠覆。

“为什么做通票?我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都是一个价格，就是音乐麦当劳。大家进来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所有人得到的都是公平的、开心的。”朱亦兵说。

这并非朱亦兵第一次“疯玩”古典。去年，他就自掏腰包办过一届“超级大提琴”，这场以“庆祝朱亦兵50岁生日”为名的音乐聚会，来的都是世界各地的大提琴家朋友，因为庆生，出场费几乎没有，让朱亦兵能够从容地给以自己的名义带给大众音乐狂欢。

那场“超级大提琴”本来没有任何盈利的考虑，结果蜂拥而来的观众让朱亦兵诧异，6场大师班，6场音乐会，以及讲座和儿童形体课，每天都是人，而且越来越多，“到了晚上，音乐会都结束了，观众还不走，留在大厅里，跟大师合影聊天。”也因如此，下个月即将开幕的“超级大提琴”令各地的大提琴迷蜂拥而动，最终导致购票网站一度瘫痪。

2014年圣诞夜，乐团为五百位在京打工子弟演出

从天堂瑞士到雾霾北京

朱亦兵总觉得，他活过两次人生。

前半生，他是“音乐神童”，是人们最艳羡的一类人。12岁录制第一张唱片，连续五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获得全优生。1983年，他成了第一个考上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的中国人。

“去巴黎，没我爸管了。没电话，写封信十天半月才到。人一下儿就断线了。”朱亦兵说，入学那天，他直接在初学试上把毕业考的内容都全部通过了，这意味着他今后可以不再练琴。“每天都在游戏机厅里泡着，一个欧元能打通关，可以玩两三个小时。”他成了有名的街机王，直到现在，他还津津有味地回忆游戏的难度，以及家中收藏的第一代X Box游戏机。

不喜欢音乐的朱亦兵发现，中国人是个神奇的民族，“你不用心，还是能做到非常优秀。”不练琴，但每次回考都第一名，老师完全不知道他在外面玩得昏天黑地。

1989年，朱亦兵考上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成为最年轻的大提琴首席。23岁的他，第一年拿到的薪水折合人民币就有150万元。

瑞士天堂般的环境、高薪、体面的职业，无一不是人生巅峰的标志。但朱亦兵享受不到快乐。不用动脑子就能拉好琴，日复一日在世界各地演出交响乐和歌剧。即便舒适，也意味着无挑战的乏味。

2004年，中央音乐学院邀请朱亦兵回来办讲座，他看到国内的巨变，思前想后，决定回国赴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授。200多个箱子，20吨重的家当，两把大提琴，伴随着朱亦兵一家四口回到中国。

这个“一时冲动”的举动，即便在今天看来，朱亦兵也没能明白其中的缘由。相比瑞士生活的安逸富足，北京的雾霾、糟糕的交通，乃至最初回国面临的艰难的音乐理念，都让他更深刻地明白生存之不易。

或许是有痛感的状态，更让朱亦兵体会到生命的愉悦，“我认定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每一条小鱼儿都明白的道理：逆流而上才是生命之本。”他失去很多，承受很多，但收获也很多。

“也许中央音乐学院和我的学生们并不真的需要我，但我真的需要音乐。”他说，正是回国之后，他才真正的明白音乐对自己意义，真正爱上音乐。

“辛酸、煎熬”，是朱亦兵这十年在国内做大提琴重奏教学与演奏的感受，“中国这个环境，十年前没人玩儿室内乐，也不相信大提琴重奏的意义。”

他想改变这一切，自己组建朱亦兵大提琴乐团，自费到处演出。他听过太多讽刺、不解、排斥与嘲笑，却更加有动力，“逆风前行是充实生命的常态。”他相信真正的文化是一种民生行为，而不是曲高和寡、高山流水。他倔强又任性地把朱亦兵大提琴乐团带到各种不可思议的场所，为那些对音乐一无所知的人免费演出。他相信这才是音乐存在的意义。

2010年，朱亦兵大提琴乐团参加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大提琴艺术节，摄影师在音乐厅餐厅后厨捕捉的这张照片，恰是乐团多年不分场合演奏音乐的写照。

“这么多年了，我们做了五百多场演出。”说起这些年乐团的变化，朱亦兵忽然笑起来，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终于有人肯给我们出路费啦，有人管饭啦。”

今天，国内一些企业开始赞助朱亦兵大提琴乐团的公益演出，虽然仍然杯水车薪，比过去好了很多。

“体制的支持依然不存在，但是没关系，不反对就已经是最大的支持。”朱亦兵说，全国各地大提琴重奏烽火四起，这就是他希望看到的最好状态。

2015年国庆，朱亦兵又做了一件疯狂的事，带着乐团做西域“乐”野之游。六个人，六把大提琴，开着五辆车，穿行于荒漠与戈壁之间。一路从西宁、嘉峪关、月牙泉、张掖、青海湖开到敦煌，在沙漠田间城堡荒野中吃吃喝喝走走停停，“走到哪儿，音乐就响到哪儿，不管听音乐的是人是兽，是风还是水。”玩得兴起时，他们在一片金色的胡杨林里停下车，看到一片浅湖，挽起裤腿就踩进水里，对着旷野拉起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

在朋友圈里，朱亦兵写过一段煽情的话，“舞台不是琴房不是考场，不光是音乐厅和歌剧院，而是社会，在这个大舞台上我们才能真正履行我们作为音乐家的使命，传播人性艺术之美。雾霾不可抗拒，但我们可以把心灵净化器送到我们同胞那里。我爱大提琴，我爱音乐，我爱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