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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发贵州蓝皮书:近一半农民工有就地市民化意愿

第一财经APP 2017-05-02 12:15:00

作者:章轲    责编:汪时锋

贵州省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减少贫困人口120.8万人,对45.8万农村人口实施搬迁,极大改变了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天(2日)发布的《贵州蓝皮书:贵州社会发展报告(2017)》称,贵州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到2016年底,已减少贫困人口120.8万人,同时有近一半农民工有就地市民化意愿。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贵州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17万亿元、增长10.5%,固定资产投资1.29万亿元、增长21.1%。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减少贫困人口120.8万人,在全国率先打响易地搬迁扶贫第一炮,对45.8万农村人口实施搬迁,极大改变了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

此外,贵州省还获批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国家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为贵州省加快发展搭建好平台提供了重大机遇。

贵州兴义市万峰林是中国西南三大喀斯特地貌之一,堪称中国锥状喀斯特博物馆。摄影/章轲

近半农民工愿意就地市民化

蓝皮书介绍,相关课题组根据对贵州、湖南和安徽三省1601名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资料,对农民工市民化模式选择意愿进行统计发现,有将近一半的农民工有就地市民化的意愿。

“随着农民工群体‘二次分化’的加剧,返回当地中小城镇实现‘就地市民化’已成为农民工一种理性选择。”蓝皮书称,已有研究也发现,虽有将近一半的农民工选择“愿意放弃农村原有承包土地成为城市居民”,但选择“更愿意回老家”的农民工只约占调查样本的1/4。

课题组分析,这是因为,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农村与城市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打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农民向城市转移有效弥补城市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短缺。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一直滞后于工业化水平20%以上。城市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导致现阶段大多数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无法与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市民相称。农民工不能在一种合法的秩序中完成对城市经济生活地融入,很难获得对现代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习得以及身份认同的转换,需要防范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状态。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农民在自家门前制作手工艺品。摄影/章轲

社会组织数量稳步增长

蓝皮书表示,尽管贵州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近年来社会组织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数量稳步增长,重点领域的社会组织发展迅速。2015年,全省共有社会组织10533个,比2014年增加1109个,同比增长10.5%。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达2.98个,同比增长9.7%。

从社会组织登记的类型来看,社会团体6236个,占总数的59.2%,同比增长9.8%。民办非企业单位总数为4251个,占总数的40.4%,比2014年增加491个,同比增长11.6%。基金会有46个,占总数的0.4%,较2014年增长13%,其中公募基金会31个,非公募基金会15个。

蓝皮书介绍,从服务领域来看,贵州省社会组织主要集中在教育、农村发展、社会服务、工商服务、文教体卫、科研、环境、旅游、民族文化及社会福利等领域。其中,教育类、农村发展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数量居前三位,分别为3111个、1192个和1082个,占社会组织总数的29.5%、11.3%和10.3%。

社会组织种类继续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涵盖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中的各行各业。这反映出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大。

据统计,2015年贵州省社会组织共吸纳从业人员27万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占全省从业人员的比重达1.4%,比2014年提升0.5个百分点。总体来看,大学专科以下学历的比例逐年下降,而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从业人员比例逐年上升。按年龄来划分,中青年从业人员总数达24.5万人,占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总数的90.5%,中青年人才正逐步成为社会组织的主体。

此外,贵州省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明显,有力承接了部分转移的政府职能。2012~2015年贵州省获得中央财政支持项目64个,共计1954万元,社会组织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工作、助医助学、环境保护等领域提供了公共服务和承接了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同时,社会组织自身的整体实力也不断提升,充分发挥了对政府的协同作用。

贫困家庭“男性掌权”多

蓝皮书称,关于中国城市家庭夫妻关系的研究显示,中国城市家庭夫妻关系表现出了与西方相似的趋于平等的特点,夫妻关系总体较好,婚姻满意度较高。与之相比,贵阳市城市贫困家庭的夫妻关系表现出以下特点。

在夫妻权力方面,与一般城市家庭夫妻关系趋于平等不同,贵阳市城市贫困家庭受传统夫妻权力规范的影响更大,“男性掌权”特点较突出,家庭决策模式趋于传统,这与其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这很可能是因为城市贫困阶层的男女双方重塑夫妻权力的意识和能力都更弱,也因此更容易受到既有传统夫妻权力规范的影响。

在家务分工方面,贵阳市城市贫困家庭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比例相对偏高,家务分工模式趋于现代,表现出与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一致的特点。大部分城市贫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政府的低保金,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不符,这很可能是城市贫困家庭男性承担家务比例相对较高的重要原因。

在夫妻争吵方面,对比中国城市家庭夫妻争吵情况,贵阳市城市贫困家庭的夫妻争吵并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频繁,虽然“经常吵”的比例高于一般城市家庭,但“从不吵”的比例高达41.6%,这一状况并不意味着夫妻感情非常好,更可能的是城市贫困家庭满足于较稳定的生活状态而情感要求相对较低,同时“搭伴过日子”的婚姻定位带来的夫妻互动较少,以致“从不吵”的比例远高于一般城市家庭。

在婚姻满意度方面,贵阳市城市贫困家庭婚姻满意度明显低于一般城市家庭。城市贫困家庭应对困难的资源和能力有限,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婚姻生活的感受,婚姻生活满足感相对较低。

课题组认为,今后城市的扶贫工作除了做好物质帮扶、就业服务等传统服务外,还应当提供针对家庭的社会服务,重点在于协调家庭成员关系,协助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帮助家庭发挥正常功能,这些对于帮助城市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具有深远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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