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乡贤回归，一位乡土精英是如何被选出来的？

两年前《人民日报》连发两篇呼吁“新乡贤”、“现代乡贤”的文章，将农村基层治理的希望寄托于乡贤的“回归”。乡土精英在地方上的作用，遂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莫艳清看来，“乡贤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基于本身条件，自然获得的”。作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2012～2013年，她在杭州近郊的右坞村做了为期一年多的调查。在参与式观察、访谈以及对家谱、村规民约等文献的整理中，村庄三十年来涌现的能人一个个浮现在她眼前，成为她最近出版的新书《社区精英与村落共同体再造——右坞村城市化的观察与阐释》中的人物。仇中盛是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他游离于正式权力网络之外，却以自己的能力和资历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在位于西湖区的右坞村，“致富能力”是人们评价“能人”的首要标准。所以，当村里的征地补偿款快被败光、村民怨声载道的时候，曾经业绩出色的茶厂厂长仇中盛自然成了上级领导和村里老党员的说服对象。他们希望已经隐退乡里的他再次出山，担任村支书，尽快把村里的烂摊子收拾好。

右坞村的农家院

几次三番劝说，仇中盛依然以自己上了年纪且脾气暴躁为由拒绝再“当官”。可这并不代表他不热心公共事务，也不妨碍他在2002年那次换届选举后成为村里颇具威望的“话事人”。他帮忙物色了新书记的人选，监督两任新书记为村里干活。“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不管你再大的官，我也要跟你争个高低的。为了这个村的事情，是非要弄清楚的。”仇中盛脾气倔，但深孚众望，年轻能干的村支书张飞跃也对他心服口服。

“为什么在地域、内外资源条件相似的村落中，有些村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些却经济凋敝、村政破败?”这曾经是出身农家的莫艳清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通过调查研究，她把其中差异归结为“是否有能人”。在她看来，即便是在有着集体记忆和认同的南方沿海地区农村，许多时候，村庄集体行动能力依旧薄弱，而要把集体认同转化为行动力，“就需要有关键性的能人”。

一个江南城郊农村的30年起落

距离杭州市区15公里的右坞村素来是西湖龙井的主要产地之一，与中国美术学院毗邻，环境宜人，森林覆盖率高。村里有七成人姓仇，另有两成姓李，两个大姓之间关系还算和睦。

之所以选择右坞村作为蹲点村落，是因为莫艳清发现，这个村庄30年的历史具有典型性。那里没有走出过吴仁宝那样，能让华西村迅速致富的权威人物，而是在不同时期，在不同人的影响下起起落落。这起落间的对比，更耐人琢磨。

右坞村的农业主要以茶叶种植为主，该村是国家龙井茶二级保护区。

莫艳清记录了村里经济上的几次起落。比如，1990年代中期，两次征地补偿让右坞村“发了”。西湖国际高尔夫球场和杭州绕城高速公路的征地项目，给这个村庄带来了900万元的“巨款”，除了发放给农民的补偿，留在村集体账户的公共资金多达近700万。这也是村庄第一次拥有一笔如此庞大的集体资金。当时的村支书仇增盛和村主任杨英宏用这笔钱投资了一家阀门厂和一家工艺品厂，还与外地商人合作办了一家雕刻厂。雕刻厂不直接对外销售，专门生产供岳王庙和普陀山景区的雕塑。但原本到手的买卖又吹了，两个景区都认为厂里的产品质量不好，不像108将和观音菩萨，拒绝将它们放入景区。没多久，右坞村参与的工厂纷纷倒闭。三年后，仇中盛查账时才发现，当年征地赔偿已所剩无几。

此后的右坞村，在莫艳清看来，几乎走到了瘫痪边缘。村民把集体资产亏损的责任怪罪到村支书和村主任头上。村里的带头人们也是四分五裂。不当村官的人们也都不愿意蹚这浑水。这时候，村里的退休老干部、老党员不得不出面为村庄寻找可以扭转局势的“能人”。

仇中盛没有答应出任村长，但答应为村里寻找接班人。他先是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镇改革办主任付立新。付立新开过饭店和药房，见多识广，但仇中盛和乡党委书记都去做工作，也没请动。他又找了镇城管科科长金立贤。金立贤开始也不同意，因为他在镇政府原本政绩不错，很有可能再获晋升，到村里工作则前途未卜。最后在镇政府的压力下，他才答应到村里当起了兼职村支书。这位新村支书的主要贡献就是清理前任的呆账、坏账，也培养了年轻的接班人，张飞跃。

在与张飞跃的接触中，莫艳清觉得，他是一位个人魅力型领导，类似于韦伯所说的“克里斯马权威”。他高中毕业，在村里算是高学历，在外开过10年出租车，也有从商经验。仇中盛、金立贤他们打算培养张飞跃的时候，他已经干了几年村长助理，展露出不错的才干。“我们张书记人年轻，脑子活，有思想，有想法。村里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这翻天覆地的变化。”莫艳清告诉记者，这是后来大多数村民对张飞跃的评价。

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谭同学看来，很多时候，做村官的吸引力的确不大，因为村里根本谈不上任何集体经济。“但大中型城市的城郊，又有它的特殊性。他们有强大的集体共同利益，这种经济基础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很大。”

张飞跃担任村支书之前的一年，谭同学所说的这种经济基础就在右坞村出现了。村里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村集体经济，每年为村民分红。在莫艳清眼中，正是这个合作社让原本一盘散沙的村庄又一次连接起来。“人民公社解体以后，要想合作起来，要有公共利益。合作社就是依靠利益预期，通过分红来组成一个共同体。”

“有了强大的集体共同利益，大家竞选干部的动力很大，从正面来说，很多人可以利用集体资金去做一番事业。从负面看，贪污腐败也很容易。”在中国多地村庄调研，并开展乡村实践的谭同学曾经看到，一些偏远农村，村民为了竞选村干部要花去10多万活动经费，有些富裕村庄，竞选费用更高。

看起来，在合作社成立第二年便走马上任的张飞跃是被馅饼砸中了。但如何把新开的棋局下好，也是难题。此外，他还要面对村里几位话事人的监督，其中就有那位强悍的仇中盛。在这群人的要求下，村里的干部们在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年便开始为村民分红，也开始在办公经费上厉行节俭。张飞跃大力发展房屋租赁经济，在村里改建修缮了许多老房子。新修的房屋和优美的环境，吸引了附近中国美术学院的老师来此租住，他们在那里成立了艺术公社，成了右坞村的新居民。在此基础上，右坞村成功申请到杭州市“风情小镇”的称号。2005年，合作社的可用资金仅为78万，到了2010年左右，这笔资金达到了200万。而张飞跃对将来有着更为宏大的规划：“想打造一个江南地区的798艺术区”。

村里装修了很多老房子，附近中国美院的老师们纷纷前来租住，还成立了艺术公社。

乡贤与能人不只是要带领大家致富

莫艳清对右坞村的兴趣似乎仅止于经济，研究的维度相对单一。《社区精英与村落共同体再造》一书的记录集中于经济发展的起落，访谈与描述重点也放在集经营能手与村官为一体的几位“精英”如何左右了村庄经济。在经济发展之外，右坞村作为一个社区所经历的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变化尚未得到阐释。而后者，恰恰是“共同体再造”更为关键的维度。

但她说明了自己的理由：当地的村民将经营能人视为村干部的必备素质，“求富，不仅是政治主流话语，也是民众的普遍心态，很多情况下，大家把能人等同于经济能人”。带她进入村庄调研的两位大学生村官也持相似的观点：“村落带头人必须是经济能人，要带领村民探寻和走上致富新路子。”

经济上的变化又的确是更容易被观察到。“村民们对村干部的评价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能否带领村民致富;二是是否公正廉洁。”与张飞跃搭班子的村主任仇正义就是满足了后一个条件。仇正义能够连任12年，除了他品行端正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父亲仇学朋曾是远近闻名的生产大队书记，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像他父亲那样，为村里的事情主持公道。

谭同学认为，经济能人很重要，但如何保证能人为大家办事?“过去我们说的乡贤、士绅确实在农村治理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过去是县官不下乡，村庄内部都是宗族，在现在的乡镇级别上，也是一些士绅来维持秩序的。”近代以前，幼读书、壮做官、老还乡，曾是中国士人的理想人生历程，也完成了城镇与乡村之间的人力循环。这种循环被打破以后，读书人作为乡贤的历史也远去了。

就像《白鹿原》中的知识人朱先生曾深刻影响原上的精神世界。在谭同学看来，如今的中国，如朱先生这样的村庄“精神支柱”已几乎无从寻找。即便余脉犹在，力量已经十分微薄。

在谭同学写的人类学调查报告《双面人》中，粤西程村村民程守智就留存着些微朱先生的影子。他被村民们喊作“知识分子”，经济条件最多算是中等，经常为民请命，也为村里做了不少好事。与朱先生总是间接影响村庄事务不同，程守智会直接跳出来维护本村村民利益。在一次修路征地中，他与镇长当面争论。结局是，在之后的村委选举中，非常想当村干部的他被取消了竞选资格。据谭同学了解，最近几年，程守智依然热心宗族事务，但已经对村集体事务灰心。

“抱着一心为公心态的人，个别是存在的。但作为普遍社会机制，我们还没有能够把这样的人培育出来。现在呼唤新乡贤，就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不是说要回到宗族当中，从前的宗族也有许多负面的东西。”谭同学说。

能人治村，还是狠人治村

在莫艳清的观察中，处于沿海发达城市近郊的右坞村，治安良好，从未发现“混混”。仅仅在1980年代严打期间，有一村民因强奸入狱。但她也看到：“在中国农村，不同阶段的不同地区，均有混混的存在。当下，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混混较多。”而恶人治村的现象，在谭同学的调研中，也并不少见。“在传统文化衰弱得比较厉害的区域，这样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

出版于2010年和2011年的两份调查报告《灰地：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7)》与《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对村霸、混混现象有过细致的梳理。两份报告均展示了混混如何在与正式权力的相互利用中获得巨大牟利空间，堂而皇之地左右村里的大小事务。

“从前，基层政府任务很重，但合法权力很小。正规手段无法完成任务时，他们会选择与黑色势力合作。比如曾经有一段时间，农业税负担很重，无法收缴，只能依靠黑社会。”谭同学说，“八项规定”实行后，他做调研时明显感到，基层政府在各方面改善许多。“虽然未必是根本性的，但从短期来说是很有用的。”

“混混横行的地区大都是宗族势力相对薄弱，村庄组织松散的地方。”谭同学谨慎地提出这样的观点，因为也不乏这样的案例：整个村落或宗族都涉黑。他指出，浙江、福建、广东、江西以及湖南一部分地区，传统宗族色彩浓厚，人们还能够依靠宗族做一些事情，宗族精英受信任程度也是最高的，有时甚至远胜村官。但在江汉平原和东北，现在已经谈不上宗族。而贵州、云南、广西一些山区，受市场经济影响还不那么深刻，村民们还能依靠地缘关系组织起来，完成公共事务。

谭同学对自己调研中遇到的一件事儿印象颇深。有一个用村庄资源谋私利的富人，平时横行无忌，到他母亲去世时，严厉的惩罚降临了。在农村，几乎所有生活所需都能用金钱买到，唯有婚礼、葬礼，必须有同村人出面帮忙。当时，村里没人愿意为他抬棺材，也不来参加丧礼。对这个富人而言，这是丢尽脸面的事。直到他到处下跪表示悔改，村民们才算勉强同意帮忙。很多村民对他的愤怒依然在丧礼上表现出来，他们点了许多烟，只烧一点点就扔，说是要多消耗一点有钱人家的烟。富人受到很大的触动，让他从此改变了对乡邻的态度。用莫艳清的话来说：“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基于亲缘、地缘关系组织的社会中，道德败坏的人要面临的是面对面的惩罚。”

借助乡贤的力量，可以缓解农村的失序，但谭同学看到，传统乡贤的存续需要一系列基础，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比如，过去乡贤的裁量权受到法律允许，他们在村庄有资产，他们为村庄做事也是为自己做事。乡贤还设立类似义学会、育婴会这样的组织，来实现治理。在文化上，传统士绅是依据儒家文化的理念来运作的。然而这些基础，在谭同学看来，现在都已不复存在。

谭同学觉得，社工和NGO组织或许会是一个发展方向。此外，在广东清远英德某个村庄，他还观察到另一个现代版本的试验。这个村庄将原来的行政村拆分成几个村庄，每个村民委员会的人数减少到3～4人，专门负责村务。在原来一个村的规模上，又设置一个社区服务中心，主要任务是完成税收、计划生育和优扶工作。“原来村干部是政务、村务不分的，现在社区服务中心承担政务，缩小之后的村委会承担村务。”而在这个缩小了的村里，权力、血缘和地缘紧密结合到一起。“担任村干部的人大都是有亲属关系的叔伯兄弟，你根本不好意思贪污。”

《社区精英与村落共同体再造》

莫艳清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7月版

《灰地：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7)》

黄海 著

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版

《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

陈柏峰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