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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造适于创新的环境

第一财经 2017-12-21 15:12:02

责编:孙祺

创新的相关者包括政府、企业和公众。如果我们将企业部门作为创新主体,那么创新环境就是政府和公众为企业创新创造的外部条件。

创新的相关者包括政府、企业和公众。如果我们将企业部门作为创新主体,那么创新环境就是政府和公众为企业创新创造的外部条件。

推动创新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企业则是逐利的实体,创新环境的打造从根本上就是在创新问题上达到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的协同。当然,一些企业可能将推动社会进步本身就作为目标,但整体创新体系并不能建立在情怀的基础上。

创新在于创造,而创造很难进行路径设计。所以打造适合创新的环境就像是去呵护一个我们难以理解的东西,对于创新本身要有敬畏感,一旦我们觉得真正理解了创新的原理并开始为其设立标准的成功路径,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已经远离了创新本身。

改变创新的回报模式

对于企业而言,能有良好回报的创新环境就是最好的创新环境,能改变创新的回报模式,让创新行为更有利可图是改善创新环境的重要环节。

更多的竞争前技术支持

竞争前技术指的是那些未来能应用于商业,但目前仍处于早期,且前景非常不确定的技术,这种类型的技术往往通用型的特征,也被称为平台型技术,比如互联网技术原型。

竞争前技术的研究开发具有行业性和区域性的特点,对于单一企业而言,往往在商业上是不经济的。但竞争前技术往往又是一个重要产业的基础,其缺失将会极大伤害一个国家在该产业上的竞争力。所以在这种技术开发上,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

“在创新领域,公共资金应该投资竞争前技术。”华大集团副总裁朱岩梅认为。

即便是一直一向认为政府不应该挑选技术的获胜者和失败者的美国,大部分学者也会支持政府对于竞争前技术扶持的做法。

虽然各国都认同政府支持竞争前技术开发,但具体形式并不相同。美国更看重竞争,政府让各个企业提出不同的技术路径,让这些路径在未来展开竞争,最终优胜劣汰。日本和欧洲则是更注重企业间的合作,政府出面组织研究开发合作体,进行技术攻关。前者在最大限度内保护了竞争,而后者从项目角度来看效率更高。中国的道路介于两者之间,政府会挑选自己认可的企业和研究机构进行竞争前技术的研发,并采用“快烧火,慢开锅”的方式静观其变。

从结果来看,中国在竞争前技术上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优势,这意味着中国政府都应该更多的支持竞争前技术的开发,从而为基于此的企业创新提供更大的空间。

专利保护的双刃剑

对知识产权和创意的保护对于创新至关重要,这从法律的层面保护了创新者的利益,维护创新热情。如果一个市场抄袭盛行而不被惩罚,这相当于给了参与者错误的利益指引,每个组织都不愿意耗费资源去创新,而只是等待他人的成果,最后牺牲的是所有人的利益。

但同时,专利保护的滥用也会阻止竞争。在这样的市场中,新参与者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躲避一个个专利陷阱,支付高昂的专利费用。

在一些行业,专利保护与社会标准价值观产生了冲突。一家公司耗费了大量的成本研发了一项新的医学技术,这项技术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对抗疾病延长人类寿命。如果技术被严格的专利保护会导致绝大多数人无法从中获利,而如果缺乏专利保护,这项技术可能根本不会被研发出来。

解决这个问题同样需要政府的介入,对于这种类型的技术,政府需要在研发阶段给予支持,改变研发企业的盈利模式,让其盈利更少的依赖后期产品,而作为回报,这种技术需要更广泛的被整个社会使用。政府将更多的市场对私人部门开放也将促进创新。虽然保护会让市场更安全,更有秩序,但同时会扼杀创新力。

更好的金融和合作环境

创新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如果合理引导社会资源进入创新领域决定了多少梦想可以成为现实。

创业企业本身的特性决定了股权融资是最为匹配的融资途径,而对于整个社会,追求稳定回报率资金占据主流。一些制度性的改革可以缓解这种矛盾。风险投资基金可以以资产组合的方式降低股权投资的风险,而基金中的基金可以让更多的投资者进入这个行业,让优秀的投资人有更好的发挥空间。对于一些较为成型的项目,结构化的融资(优先资金和劣后资金的组合)可以让有限的愿意承担高风险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一个容易被创业企业忽视的是大型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资源的力量。很多创业者引入风险投资基金的目的除了资金还有他们的资源和经验,但其实银行才是资源真正的集中点。

“其实金融业也是共享产业,金融业就是共享经济。”汇丰中国工商金融业务总监方啸认为,银行能共享的除了资金,还可以与企业共享经验和人脉。作为金融体系中最为重要且历史最为悠久的机构之一,银行拥有最为强大的人脉网络,经历过无数行业的兴衰,拥有难以比拟的跨行业经验,这都可以极大促进创新企业取得成功。而对于银行而言,帮助早期创业企业是一门生意更是一项投资,这将是与这些企业成长后进一步合作最为坚固的基础。

另外一些创新来自于组织内部,不仅仅包括企业也科研院所。机构自身可能无力去承担所有的资金需求,吸引外部资金进入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充。在外部资金进入之前,组织需要将创新本身变成一个可投资的实体,包括清晰的股权关系与创新者的激励。在高校中,这种问题尤为突出。

更为开放的社会

创新意味着打破陈规,推动创新需要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的开放,更乐于接受不同的事物。

更开放人才培养理念

在我们的访谈中,很多企业家们提到创新最为稀缺的资源就是人才,特别是那种具有开阔思维的创新型人才,这是中国从原有的利用后发优势跟随发展的战略转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将面临的挑战,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意味着人才培养的方向也需要转变。

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更要去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学校要能接受人与人之间更多的差异,并为学生们提供成才的更多路径。

整个社会都应该变得更包容给年轻更多的空间去理解和思考这个世界,在一些国家,很多年轻人会花真正一年的时间去看这个世界,思考人生未来的方向,而在中国,这种行为很难得到认同。与毕业就成为房奴或者是一上班就思考怎么储蓄退休金的年轻人相比,创新更需要自由奔放的灵魂,这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去改变观念。

创业者是创新人群中更为特殊的群体,他们是最为激情澎湃的创新者,也是最大的风险承担者。为他们提供帮助并建立安全垫可以帮助他们成功并降低他们的后顾之忧。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建议由教育部和人社部牵头在高校或者社会各类机构中开设创业辅导课程,教授基本的创业知识和技能。刘庆峰还建议人社部牵头针对创新创业者健全失业救助体系,后者将为创业者提供安全垫。

对人才培养制度进行改革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见到成效,但同样,其建立起来的优势也将维系很长的时间。

更为开放的企业创新环境

传统的企业只是由单独的创新部门来负责创新,但这可能会限制企业创新的能力并让创新与企业日常业务脱节。改变与创新相关的组织架构从而能让整个企业的各个部门、甚至是上下游客户都参与到创新中来,而这种由需求而来,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的创新更容易取得成功。

企业的内部创业也是推动创新的有利手段。好的创意可以在企业内部进行孵化并明确企业与创新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企业可以借此留住人才并找到新的业务突破口,而对于创新者而言,企业资源的注入会提高成功的概率,同时与离开企业创业相比,企业内部创业可以提供额外的安全垫,从而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信息透明让社会对新事物更包容

整个社会环境是否包容对创新的影响没有那么直接,但也十分重要。新技术,特别是突破性技术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争议。比如基因技术带来的安全性和伦理问题,大数据技术引发人们对个人隐私的担忧。

商业企业会因为利益夸大新技术的好处并尽可能掩饰其风险,而公众对于他们的言论存在天生的不信任,而在觉得面临不可预知风险时公众往往会倾向于保守,并抵制新事物的出现。

中立的机构(政府、非利益相关科研机构和媒体)都需要尽力去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状况,鼓励而非回避相关辩论,并在事实的基础上,政府需要去制定行业规则。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这些机构都需要树立客观公正的形象,一旦他们不能做到,那么整个市场交流的机制就将丧失。就像是国内“转基因食品”面临的困局那样。

除了加大投入,更多的技术向商业开放也是推动创新的利器,包括政府和高校拥有的技术。

处于国家安全或其他原因的考虑,政府往往会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技术研发,其中一些成为了未来创新的底层技术,甚至主导了一个庞大行业的出现。比如早期的互联网技术和目前流行的洋葱服务器的加密技术。

以色列的军事技术民用化是其成为创新国度的重要原因,以色列军方为军事技术设置保密清单,而在清单之外的技术被自由的用于商业开发。以色列Given Imaging公司在2001年生产的胶囊内窥镜的原理就是基于智能导弹上的遥控摄像装置,这一产品开辟了内镜技术医学应用的新领域。

高校同样承担了很多的研究工作,很多研究成果最终只形成了论文并被束之高阁。高校技术商业化很大的障碍是所有权的不清晰,由于在研发者对技术是否及多大程度上拥有所有权的问题上界定不清,使得各方无意愿和能力对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商业开发。一种方法可能可以解开这个困局,就如上文我们就提到过的理念:高校利用政府的资金进行基础研究工作,当一项技术具有商业前景时,可以成立独立的商业组织,让高校、研发者与投资者共同持有股权,以商业的模式去运作。

政府将更多的市场对私人部门开放也将促进创新。虽然保护会让市场更安全,更有秩序,但同时会扼杀创新力。

寻找适合自己的创新文化

全世界存在很多创新中心,几乎成为了一个国家创新力的代表,比如美国的硅谷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很多国家都希望可以打造出这样的创新中心并付诸行动。知名的全球创新中心每年要接待很多的来访者,其中包括很多政府官员。急切的希望在本国取得类似成功的政府投入资源、政策去复制一个个像硅谷和特拉维夫那样的创新中心,但真正成功的确并不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忽略了成功创新中心背后的文化支持。

工业革命时代,美国诞生了一批中产阶级,职业经理人阶层也率先在美国出现。随之出现的是享乐主义和嬉皮士文化,后者对于硅谷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就受嬉皮士文化很大的影响。“自由民主的嬉皮士文化,其实是推动美国创新的重要力量。”朱岩梅说,这个文化在其他很多地方是不存在的。

以色列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以色列人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同时你又能强烈感受到他们的想象力。

以色列没有失败的文化,在这里失败根本不算是一回事,如果失败了,重新来过就好了。很多以色列年轻人在刚服完兵役之后会买一张单程票,目的地可能是去巴西、阿根廷、美国或者是亚洲国家。他们想去体验世界,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整个社会对这种行为也格外包容,一家以色列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看到应聘人员简历中有过一段时间的空白期,他会觉得这个人可能出国游历,或有了新的想法,这是一件好事情。而在中国,这种简历往往会被认为背后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以色列,犹太人都要服兵役。只要在部队服役三年后就成为军官,在战争来临,这些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必须要做出决策,而这些决策将会直接决定部下的生命。一位研究以色列的学者称,在高压下做出决定,并且承担后果,这与创业是何等类似。

所有的这些都构成了以色列创业文化的基础,而这些是难以被复制的。“以色列的创新最大的是来自于文化的因素,”以色列风险投资公司Gemini VC合伙人瓦格纳(EranWagner)认为,“包括复杂的外部环境让我们不得不创新,还有犹太人的质疑精神以及不怕失败。”

文化的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已经特殊的背景,更多的只能被参考而非被借鉴。希望取得成功的国家需要考虑,在自身基础上怎么打造创新文化,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对于当前的中国,大数据是我们的优势。

大数据正在改变很多的行业,在大数据时代,创新将不仅仅限于天才的灵光闪现,以大数据作为基础的分析将会是创新很大的来源。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我们拥有巨大的基础数据来源。

同样依托于巨大体量的还有共享经济,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共享经济的创意可以在中国取得比其他国家高很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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