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丨李扬：聚焦金融业风险防范关键点

导视：

中国金融业进入严监管 控风险时代

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独家专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聚焦金融业风险防范关键点

嘉宾：

李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文字实录

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重大成就，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已高达8.79%，比重超过美国、日本等多数发达国家。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也显示出过热迹象，带来一些乱象问题，诸如国企债务、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等。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无疑这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各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金融业存在过度发展问题

张媛：谢谢李院长接受我们的采访，看到中国的金融业在过去五年当中可以说是快速发展，那么在过去五年当中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特点是怎样的呢？

李杨：是这样，快速发展你要就规模而言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大概就五六年的时间，整个金融资产规模翻了一番，要就一些部门来说，比如说非银行金融机构，三倍。当然最突出的还是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到八点几，至少在主要国家是第一的。这当然可以说是一个进展，但是这个进展背后有一些问题。

中国经济从2008年开始进入新常态，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在逐渐地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融业在迅速膨胀的话就有可能是泡沫，那么我看我们中央政府对此好像是这样一个看法。也就是说这几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泡沫比较多，比较集中体现一个是债务率过高，再有与它相关的就是我们杠杆率过高。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由于产能过剩这些问题长期存在，不良率也在提高。所以所有这些可能显示出金融业有过度发展的这种问题。

实体经济为何出现金融化特征

张媛：所以您提到泥沙俱下，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乱象的出现。

李杨：最近这几年金融业的问题除了杠杆率、债务率之外，有一个其实很深入的指标，就是说内部循环，整个金融业，金融业自己在做同业（业务），银行之间，银行证券之间，银行保险之间，保险银行之间，反反复复都是体内循环，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转，资产是膨胀了，但是没有到实体经济中去，这是主要的问题。这样问题有点类似美国危机之前的状况，它也是大量的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在循环，而不进入实体经济。

因为金融危机始终就有，但是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特征不同。这一轮的特征它还是很有特殊性，特殊就特殊在于这么多年的金融发展，很多的实体经济由于流动性在提高，它也被金融化了叫金融化或者叫类金融化，这样的话界限就挺难划清楚。比如说危机之初，美联储就曾经对于实体经济做过一个定义，它把房地产、投资用房地产定义为金融部门。

张媛：投资用房地产？

李杨：对，房地产是最不流动的，你要说这个实体，它是最实体的，英文词叫realestate，最实体的。但是通过一些运作，通过这么多年来金融创新，所谓创新就是把它证券化，反反复复证券化，与房地产有关的金融产品多得不得了，而且交易得非常的频繁，而且非常有效率。实际上已经使得这个行当变得有一定的金融的属性。

国企和地方政府债务是主要风险点

张媛：结合现在国内整个高杠杆和高风险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来看，您认为这种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会发生在哪些地方？

第一，部分国企债务过高，以前大家也都是隐隐约约地在那讲。因为企业杠杆过高，这是我们金融的一个大问题，企业中65%归因于国企，大型央企，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僵尸企业，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一系列措施推出了。

第二，地方政府。其实地方政府2015年之前有一波高债务，2015年进行整顿，过去的旧账通过债务替换等基本上就处理掉，在后来的处理过程之中，2015年之后又出现了几种新现象，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个事大家还在推。其实它变成地方政府违规筹资的手段之一，还有委托代建，政府购买，实际上是把政府未来若干年的这些收入，定在这个筹资上面，还有各种各样投资引导基金。地方筹资渠道不畅，是造成地方的融资屡禁不止的原因。那么实体经济结构失衡是造成金融不能够很好服务实体经济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解决这些问题，下一步还应当有相应的体制改革。

防范金融风险重在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随着当前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金融领域风险积累，金融创新不断加速，金融监管也面临着新的形势，迫切需要进行系统性改革。近几年来，我国金融监管在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监控金融创新、补齐监管短板等方面推出诸多举措，强化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并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总体监管环境正日益趋严。

“协调监管 补齐短板”有哪些创新？

张媛：整个监管的协调，补齐监管的短板，所以说在监管层面我们的短板是什么呢？

李杨：监管层面的短板，这次列出来有几条，一条就是监管部门，发展不是你的事，监管、监管、监管，这是你唯一的任务。从中央到地方，三大监管部门，然后到地方政府，你的目标不是做大做强，你的目标是监管。

第二，当然最受人瞩目的是一个新的跨部门的机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现在各个相关部门正在做些准备，我看到它的功能还是比较全的，比如说整个的金融发展规划的功能，各部门的协调，就谈到了协调的功能。对地方金融管理机构的监管。但是部门的这种分业监管还保留着。

监管新思路 “桥归桥 路归路”

张媛：看到监管已经确认了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同时还有“金稳会”的出现，那这凸显了一种怎样的整体金融监管大的思维呢？

李杨：整个的思维就是说“桥归桥，路归路”，发展是市场的事情，所以这次虽然说强监管、严监管，管理风险很严厉，但是市场化的方向没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说具体到金融领域，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机构的设立，活动的开展等等，主要决定是市场。

强监管是为了更好的市场化

张媛：那么强监管和市场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杨：强监管是为了更好的市场化，让市场有规则，不经监管的市场，是无政府主义，这点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强监管它倒并不意味着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管制的力量。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也要让我知道，要有透明度，要实名制等这都是它的一些要点。

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资源配置不当，资金“脱实向虚”，互联网金融产品乱象丛生，这些现象都将给金融系统的稳定埋下了隐患。相对应的，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实体经济发展也出现发展放缓的迹象，如何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真正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是各金融机构下一步面临的重要课题。

“小机构”要服务本地 服务中小微企业

张媛：其实深化金融机构的体制机制的创新也是整个改革的一个部分。所以如何来看待整个现在中国金融体系当中这样结构的变化，以及改革过程当中这种抓手在哪里？

李杨：我们今后金融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范式。明确的说是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合作金融并举，相互补充。其实当然也看到，我们所有的金融活动纯商业性的已经很少了，这一点很重要，是对小机构。小机构强调了服务本地，强调了服务本业，强调了做实本业的问题，强调了不提倡跨业，不提倡跨区，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中国现在不缺大机构，现在全世界十大里边我们四大五大，不缺大企业，缺的是服务草根、服务地方、服务基层、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这种机构，所以要让他们安心的去做。

张媛：看到整个金融机构的这种结构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李杨：范式，应当说金融运行的范式发生变化。过去一说市场机构，说企业，金融企业，利润最大化，天经地义，现在不是这样，你只是适度利润，因为你有社会目标，你有经济目标。你金融业是一个特许行业，特许经营的行业，特许权本身就是值钱的，社会把特许，把这种权利特许给你，你就要为这个特许付费，所谓付费就是你要承担社会责任。

中小银行要破除旧思路 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服务

张媛：那么看到目前中国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占到主要的体系，中小银行这块不跨区域、不跨领域、地域，那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这些中小银行他们的生存空间而言怎么样呢？

李杨：小银行其实在最近两年已经开始倒闭了，你如果说不寻找你新的你的领域，如果只是循着过去那种思路，办银行就办大，不安于做地方的工作，不安于做小的，不安于赚那种适度利润，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小银行倒闭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的，虽然我们总体来说还是发展中小银行，发展非国有银行等等，但是它的商业模式必须改变，它的服务对象，它的这种产品、服务的一些针对性必须按照新的方位进行调整。

张媛：那么这个时候中小银行应该怎样定位？怎样发展？

李杨：要服务小的。在这个时候肯定要把握自己，要认准方向，反正是你要认准了，你服务一方，服务社会，适度利润，恐怕才能生存。你要像那种一下子就能资产几年涨几倍，然后又上市什么，恐怕这个路我觉得和过去比就没那么宽敞了。

美国的中小银行是很发达的。而且美国中小银行基本上不太变化，服务于一方，基本上就是那样子。你看到银行你觉得没有看到银行的感觉，它好像就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中国根本就没有这种类型的机构，银行要破除坐地收钱的这种思路，这种思维方式，你要提供服务。

近年来我国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相继开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功开始运作，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双向开放均取得突破进展。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将引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进程加速，我国金融行业的对外开放也将迈入全新阶段。

金融对外开放要“积极有为 水到渠成”

张媛：其实一直以来改革开放当中，金融始终是在逐渐有序的对外开放的，这里面涉及到整个汇率的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利率的市场化等等。这个过程中不能“拔苗助长”，要水到渠成，怎么理解？

李杨：关于金融对外开放我说的有三个原则是值得注意的，开放的目标肯定是不变，还要继续推进，无非就是说三个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汇率的更加弹性化，以及资本项目的开放。但是原则有所调整，积极有为，水到渠成。比如说拿人民币国际化，比如说美元国际化，干了几十年上百年，日元推国际化也推了三十多年，也都成效甚微。包括还有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华盛顿公司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认为必须是完全的浮动，而且认为除了是管制和完全浮动，没有中间道路。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世界大国，主要国家都是管理浮动，所以对这些问题要有这样的心态。再有一个就是说整个的对外部门的改革，金融对外开放要和国内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国内金融体系改革要协调配合，统筹考虑，不可能单兵独进。我觉得这些东西应当说是原则的确定，对于矫正我们过去一些急躁的情绪可能是有好处的。

要把国际规则与中国实践经验相结合

张媛：您提到在整个对外开放的过程当中要既考虑国情，也得使得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和国际接轨，所以看到现在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您认为这个对于整个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对外开放的机遇和风险如何来评估呢？

李杨：过去我们对外开放基本上就是符合国际规则，国际惯例，最佳实践等等。现在看来以前因为我们落后、穷，金融我们不会搞，看到国际规则就觉得了不得了，经过危机之后我们发现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它只是基于某些国家的一些实践，也应付不了冲击，这时候就必须要有中国的声音，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说法，中国国情和国际规则的对接。

你刚刚提到“一带一路”确实是这样，“一带一路”它会遇到很多种国家，一个标准可能不容易推进。“一带一路”鉴于它这么多的国家，这么重大的差别，肯定也是不同的，所以这就是国情，这个就扩大化，不只是中国的国情，“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的国情，和中国的情况，和国际惯例的一些契合。这样才使得对外开放才是服务本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而不是仅仅说，我在我的国家去贯彻你某国的一些原则，过去一直是这样的，这个道路我们恐怕已经走完了，我们去开始新的一些发展的方式。

金融业有支持“走出去”的责任和义务

张媛：大的态势是确定的，具体到不同的情况做适应的调整，从时点上来看，比方说“十三五”的时候又强调了金融的双向开放，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要结合国情、结合实际。那么从这种节奏，以及开放的抓手来看的话应该是怎样的？

李杨：从单向开放到双向开放是很自然的，我成长了。其实中国双向开放很早了，我们研究1994年中国开始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其实就是双向开放了。因为储备增加就是“我的钱给别人用”，其实已经在双向开放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特别主动的顺应这种变化来做调整。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中国我们对外的资产收益不高，对外负债成本很高，像这种条件都是不够的。现在明确的提出双向开放，那是因为我们走出去的这种比重是越来越大了。因为中国经济发展了，还是实体经济带起来的，我们产能非常的丰裕，我们资金也很充裕，我们很多的经验非常有价值，我们很多的技术在世界领先，实体经济领域需要有和别的国家来分享，配合的这种分享，金融有走出去支持的这种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