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领跑5G时代

“今年下半年，我们将进入5G规模试验阶段，明年会完成规模化的商用。未来中国将掌握5G技术上最大的话语权。”作为国内通信行业的领军人，童国华不厌其烦地向记者介绍：“中国的通信技术是中国跟世界高新技术差距最小的领域，现在可以说是并跑，甚至在部分技术上处于领跑地位。”

“中国从1G、2G跟跑，3G、4G并跑，到5G时代我们全面引领世界”，童国华将自己“一生最荣幸的事”归结到一点：这些年，我们推动了光通信技术向市场转化，去满足市场需求，这同时又反过来推动技术创新。他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能生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能够为中国的技术创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从几十亿做到百亿掌门人

科研人员、企业掌舵人、大学老师……在光通信领域摸爬滚打几十年，童国华的身份一次次发生转变。“但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更多的是思考如何做好企业。”现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的童国华，说到如何办好一家企业，脸色凝重了起来。

1990年，童国华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武汉邮科院）任职。90年代末，童国华担任武汉邮科院副院长，他很快遇到了随后而来的企业改制。2000年，武汉邮科院开始从一个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一方面，从‘事业人’变成了‘社会人’，邮科院人才流失严重，另一方面，自己的角色从科研者变成了‘销售员’。”童国华说，人生最艰难的时日正是那巨变的时刻。

就在那几年，通信行业发展步入了常态期，竞争非常激烈。而当时武汉邮科院只获得了光纤光缆的研发和中试任务，还不能像华为那样去做无线通信、程控设备。同时，武汉邮科院虽然已经改制成企业，但作为国家的科研院所，还需承担国家技术创新的任务。童国华说：“后来做光通信系统，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冒险’。”

2004年，正是改革到了“生死一线”的时刻，童国华临危受命，担任武汉邮科院院长，几年后，邮科院在他的手中“活了下来”，并把它从30亿元的企业做到跨越百亿元企业之列。

在武汉邮科院耕耘了几十年之后，童国华于2016年调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大唐电信集团董事长，他的人生又开始了新篇章。

对话：

谈中国通信技术：

走到一个新高度

广州日报：中国的通信技术现在处于什么水平？

童国华：我们的无线通信技术，从1G、2G，接着3G、4G，到现在的5G，经历一个跟跑、并跑到领跑的阶段。通信的三大领域是传输、交通、无线，我国最先有技术突破的是传输领域，然后是交通和无线领域。通信技术领域是中国跟世界高新技术差距最小的一个领域，现在是“并跑”，甚至在部分技术上处于“领跑”地位。

目前中国5G的发展，让我们的无线通信技术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世界上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竞争地位。

广州日报：作为中国通信行业发展的参与者和领路人，你怎么看待今天的局面？

童国华：当初中国在通信技术领域打开“大门”时，对我们从事通信技术研究的人来说，压力非常大。实际上，当时就像是在国内打一场国际比赛。但今天看来，这场比赛，我们打赢了。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市场，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拉动了对通信的需求，才使得通信技术有了更快的进步。

最开始我们用市场换技术，后来，我们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并走向世界领先的位置。这也说明了，中国的技术创新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用很大。今天，我们的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力的贡献还在不断增长和放大。

谈科技转化：

让该干什么的人干什么

广州日报：对于科技成果的转化有什么好的建议？

童国华：作为科技工作者，要思考如何让技术能真正为老百姓所用，能真正为老百姓创造价值，这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转换过程。我很荣幸，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我们推动了光通信技术向市场转化，去满足市场需求。

从科技改革开始就在谈“科技转化”，谈经济和科技“两张皮”的问题。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让该干什么的人干什么。现在一直在讲创新，不过我一直觉得让院士、专家去做转化、去做企业可能是大材小用。成果研究出来，可以让专业的企业和做市场的人把技术变成产品。

让该干什么的人干什么，并不是说要“截断”。一个技术出来后，“后开发”的过程非常复杂，必须要有熟悉技术的人跟踪开发、服务，满足客户需求。比如4G出来后，我们给电信运营商提供的设备和给电力、铁道、化工部门所提供的设备并不一样。虽然原理相同，但由于服务对象和目的不同，很多功能性和应用性模式不同，因此要进行持续开发。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仅仅只做出一个技术不算是完成整个项目。我说“让该干什么的人干什么”，但一定要让技术人员走到底。

所以，在创新转化过程中要专业化，不能什么都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特征和特点寻求发展。

广州日报：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道路上，作为国家科技企业应该怎样走？

童国华：我们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提出科研体制到底是什么体制。在应用技术领域提的是：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

过去很多企业都没有创新能力，现在都逐渐形成了企业创新能力。要逐步建立这样一个机制，例如要发展一个应用型的技术，就应该把资金给企业，让企业去寻找有技术、有市场支持的单位，来帮助消化这一产品。这样形成一个产业链，才能更快把新技术开发出来，让新技术应用起来。

谈科技改革：

最早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

广州日报：你全程参与了国家的科技改革大潮，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童国华：武汉邮科院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转型，由一个单一的科研院所转变成现在的高新技术企业，我全程参与。我们最早解决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从科研院所企业化管理，到与体制脱钩变成企业，到现在高新技术公司，每一步我都经历了。而且每一步，我都有充电学习、思考的过程，然后去体会、理解和转化。

感受最深刻的是，在转制过程中人们思想观念转化非常困难。当时，每个人都跟公司签订合同，从事业单位的“事业人”变成“社会人”。不少人接受不了，人才面临巨大流失。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走到今天，大家都已经很理解了。这些年，我们在管理上推进的力度一直非常大。无论是央企、民企还是合资企业，虽然资产拥有者不一样，但企业属性是一样的，只要按照企业属性去做，就一定会做好。体制“动不了”，机制可以变化。比如，我们建立股份制企业，让干部和员工参股，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分享创造的财富，推动企业的进步和发展。

广州日报：在变革大潮中你是如何坚持方向的？

童国华：我觉得自己还是在不断学习，我曾经说过，两年还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一定是没认真学习，没有适应时代变化，没有与时俱进，所以我会被淘汰。

当时不仅是自己转变，还有集体转变，非常艰难。有大家的努力，也有几代领导的推动，也不是我一个人做得了。

谈未来：

最想教书育人

广州日报：你在武汉邮科院任院长期间，将一个刚刚改制的企业从30亿做到上百亿，是怎样激发企业活力的？

童国华：我最大的成功是在武汉邮科院。第一，经过了整个科技改革的全过程。第二，这个过程中，我一直负责市场。我比较幸运，对市场的了解使得我去对客户的需求关注更多一些，在技术转化的过程中，要更多地对客户进行考量。第三，转化的过程要跟利益相关。

广州日报：你现在身兼数职，最想做的是什么？

童国华：我现在在华中科技大学兼任博士生导师，这是我最喜欢的生活。做老师可以把我这些年做技术创新、做企业的经验传授给大家，和大家共同去探讨，培养一些优秀的企业家。这是我最乐意去做的事情。

不过，如今我思索更多的是如何做好企业。我从科研人员到企业管理者，最大的变化是思想观念上发生改变，也就是学会了真正去理解市场，如何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真正把客户需求当作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第一要务，这样才能把企业做好。企业要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创新能力，首先要技术创新、转化并服务于市场，再由市场的需求对技术创新提出新要求，这样才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才能真正推动技术创新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