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验室走向办公室，创新中心应该怎么做？

从硅谷到特拉维夫，从长三角到粤港澳，新技术突破加速带动产业变革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正发生深刻变化。

上海正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长三角一体化形势下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重中之重。

“技术最终会给人类生活带来影响，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而这最终必然会需要商业化和市场化。但是所有的领先技术都起源于基础研究，没有基础研究，就不会有后面的技术产生，也不会有后来的市场化。”安佰深股权投资集团全球高级合伙人兼大中华地区总裁，也是未来论坛的创始理事张曦轲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

但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办公室，显然长路漫漫。

探索产学研转换新途径

无论在哪里，拥有雄厚科研实力的高校都是前沿科技的摇篮。

在研究与商业化并重的方面，哈佛大学与 Dana-Farber 癌症研究所统计、生物统计与计算生物学终身教授、Dana-Farber 功能性癌症表观遗传学中心主任刘小乐就在探索。

她的研究方向与 CRISPR 全基因组筛选技术相关。CRISPR，简单来说，当细菌被病毒感染时，它们有一套独特的解决方案：保留一部分病毒的DNA，并用体内叫做CRISPR的系统识别这部分的DNA。如果再次看到这些受到感染的DNA片段，就把它们截掉切断。同理，人体细胞中的DNA可以由缩写为A、T、C、G的四个碱基组成。CRISPR可以剪切或编辑这些碱基。

现在人们对这项技术的发展和利用还远没有进入真正的治疗领域。“病人做了测序以后，期望值是很高的。我们知道有的基因变异还是找不到可用的药，正好有能用药的基因变异了才可以进行治疗。而现在已有的这些靶向治疗药物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对癌症有所缓解。”刘小乐说。

为了推进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刘小乐作为创始人以及科学顾问和学生在上海张江成立了上海寻百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目前该团队已经建立了CRISPR筛选实验工作流程和数据分析流程，将 CRISPR 全基因组筛选应用于发现新靶点、生物标记物以及构建新型联合疗法，可以推进肿瘤治疗方法的研发速度和准度，同时加快肿瘤治疗药物开发产业的研发效率。

“希望能把它做成一个平台。”刘小乐告诉第一财经初创公司的建立也对研究有所助益。

由教授主导把一些技术发明转向专利，甚至进一步商业化的尝试得到了Curium创始人、首席执行官Hanan Terkel的认可。在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主办的“浦江创新论坛——2018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上，Hanan向第一财经介绍了以色列的做法：在以色列的大学里会有专门设立“转化办公室”，这是一家拥有学校授权的私人公司。当教授们有了不错的发明想要进行商业化的时候，转化办公室会帮他们完成专利的申请，并进一步明确产权。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借助学校实现跨学科调动资源，比如由商学院来完成商业计划书的设计，或工程学院来完成产品的设计。

提到产学研，Hanan表示，他看重的是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性非常重要。人们可以选择创业，即便失败也可以回到大公司里继续工作，担心失败是创新的最大阻碍。”而以色列教授可以有累计两年的“离岗创业”恰恰为这种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果教授愿意此后选择回归学校，他也仍然可以担任公司的咨询顾问。

当然，这些技术的转化最需要的是时间。

理性看待其他创新中心模式

尽管一些知名的创新中心都已获得了不俗的成绩，还有人更关心创新中心为所在区域的发展带来的改变。

在硅谷联合投资主席、首席执行官Russell Hancock看来，硅谷出现了自己的问题，比如不堪重负的高房价、拥挤的交通和趋于老化的基础设施。

以前，人们认为硅谷是一个非常中立的地方，因为硅谷的公司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现在这些公司正在遭到批判，因为当涉及有可能妨害选举、制造假新闻，这些公司似乎就不再那么值得信任，甚至被怀疑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我认为预测与政府的紧张关系会让硅谷何去何从就像是在看一个水晶球（预测），但是我永远不认为硅谷会发展不好。总体上来说，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利益更加协调。” Russell说。

他强调的是，硅谷的成功并不是因为政府的规划，政府的决策，政府的支持或者资助。我们也不是要政府来发挥这样的作用。今天所说的是找到机制、法制以及非常好的解决争端的方法，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争议解决机制，而这是政府所能做的。

“资源总是有限的。”Hanan则补充认为，以色列目前的初创公司数量已接近饱和状态，“政府需要做的，不是来投入一些资金，而是说提供一些基础的设施和服务，打造一个生态系统。”

在两位外国专家的眼中，中国有着在实践中得到证明的高效管理体制，也有着人口红利，需要的不仅仅是商业模式创新，还有颠覆式创新的技术。实现了这些，区域经济才能真正从创新中心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