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戈兹曼：不担心美国会陷入下一轮金融危机

在金融史学家、耶鲁大学金融管理学教授威廉·戈兹曼（William N. Goetzmann）看来，自诞生之日起，金融就是能够让经济价值的实现在时间上提前或延后，且不断提高效率的技术工具。

为此，当谈及当下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金融去监管改革时，专注研究7000年来古今中外金融史的戈兹曼显得颇为淡定。他在耶鲁北京中心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多年来他研究金融历史的结论之一就是，当金融危机发生后，立即实行的监管措施都有些矫枉过正，《多德-弗兰克法案》就是这样的结果，因此目前人们不应对该法案的松绑产生过多困惑。

戈兹曼还指出，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那么担心下一轮金融危机会在美国爆发，不过从个人角度出发，他也怀疑美国的通胀率是否将会继续攀升。

在谈到当下最令人关注的全球贸易冲突以及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授权时，戈兹曼则坦言，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美国政治系统内的确存在着国会不断向总统进行权力让渡的趋势。

无需为金融去监管趋势困扰

第一财经：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目前美国仍处于经济复苏式扩张周期之中，但是各方都在寻找这一增长是否临近尾声的迹象。你对美国陷入下一轮金融危机感到担忧么？

戈兹曼：我并不像其他人那样那么担心下一轮金融危机。如果回顾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的美国股市，你就会发现，目前的事情并非不正常。实际上真正不寻常的是过去5~7年间一直走高的美国股市，但这也是此前市场曾经大幅度走低所导致的。

因此，我想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害怕，是否将有一场曾经发生过的灾难性的事件会到来。他们会怀疑现在是否是时候退出股市了，但从较长的时间区限来看，市场的表现一如既往。

第一财经：你没有感受到美国通胀意外上升的风险么？

戈兹曼：从个人观察角度出发，我怀疑通胀率将会攀升，因为当下的贸易限制将会拉高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低失业率使得经济学家对于工资水平激增十分警惕。虽然目前美国工资水平稳定，工资激增现象尚未出现，但是经济学家总是担心这个现象（记者注：其原理为货币超发造成的）。为此，如果你将贸易战、低失业率与经济繁荣联系在一起，觉得会出现通胀，不过，美联储也正在考虑同样的事情，并且在想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通胀。

第一财经：在美国政府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修正案后，各方对于这种金融去监管的趋势有所担忧，反对意见认为监管不力会让实体经济付出代价。作为研究金融史的专家，你对此怎么看？

戈兹曼：在我的历史研究中，我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立即实施金融监管，都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所有的政治家都想做点什么，而《多德-弗兰克法案》就是这种渴望之下的结果。该法案希望惩罚银行家并限制金融体系，而我认为该法案限制的有点太多了，所以需要进行一些调整。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自己的银行账户进行交易加以限制，会令银行变得更弱而非更强（注：此次修正案就放松了对资产规模低于100亿美元的银行交易、放款及资本规定）。

当然，目前美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存在分歧。部分原因在于如何界定“银行”这个机构：究竟银行是一个仅提供非常稳定、简单的贷款业务的实体，还是应当作为一个动态的监督者和不断变化的经济体系的供给者。目前在此方面存在理论分歧。回到《多德-弗兰克法案》问题上，虽然无法确定什么才是正确的监管水平，但我不觉得为这一法案松绑会造成什么困扰。

对贸易冲突的发展感到困惑

第一财经：传统意义上来讲，贸易权属于国会，总统掌管外交。但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为何国会无法有效限制总统在贸易方面的行为，这是否不寻常？

戈兹曼：美国的政治体系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的确存在着权力从国会向总统一端的转移。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曾经在环保政策方面，共和党并不赞同相关政策，且这些监管政策无法在国会通过，但最终奥巴马政府使用了行政令的方式，通过了这些政策。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不寻常的，这是美国政府正在进化，或者说变化的一个事实。

第一财经：那你如何看目前贸易冲突的终极走向？

戈兹曼：我和其他人一样对目前的发展趋势感到困惑。我认为，美国政府并没有非常明确地宣布其目标和意图，所以，所有人都在猜测，谈判的底线到底是什么。也许这是一个战略决定吧。

中国也是金融创新者

第一财经：一般在中国，总认为金融是西方舶来品。你在新书《千年金融史》（Money Changes Everthingg：How Finance Made Civilization Possible）中却指出，中国并没有在全球金融历史中缺席，同样是自主创新者，你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

戈兹曼：我记录了很多中国金融创新的内容，可能大部分中国读者都不会预期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金融创新者，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晚清时期。在这一时代，中国快速学习并吸收金融工具和技术，上海飞速成为了金融中心。这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期，在上海，中国的金融家学会了如何使用金融工具，比如他们掌握了如何为国家金融发展而募股融资，为交通基础设施、国防、矿业以及城市现代化筹措资金。这种创新并非是对英国方式的简单照搬，而是使之适应于中国的政治结构。他们创立了一种独特的、促使政府参与其中的企业融资方式，用以满足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最终使资本可以被用于促进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

在早期的中国，也存在有趣的金融创新。比如，在宋代，外国商人会在当时的边境地区将他们的钱换成纸币，这对于外国商人而言是一种全新的金融概念，即用金属换纸币。想象一下，你从一个以金币为货币的国家来到宋代边境，要将金币换成纸币，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我们得知，意大利人在十三世纪就了解了这一切，但是他们当时一定很恐慌：居然要放弃实际的硬通货来使用这种仿佛类似于当前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一样的东西。

实际上，中国早期的金融创新就包括铸币、纸币、汇票等各种各样的纸质证券，甚至包括了金融数学，而这些金融技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在欧洲出现。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许多其他的金融问题。

（实习记者林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