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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范式转换下“新基建”迎窗口期丨首席评论

第一财经2020-03-19 14:52:19

责编:李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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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浪潮下,新基建备受关注。如何理解“新基建”?新基建又将如何助力提升国家竞争力?

自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概念起,新基建备受关注。今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央更是加快了对新基建的部署,特别是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后,新基建再次成为热词。近日,全国20多个省市发布了2020年重大投资项目计划,截至3月8日,20个已公布计划投资额的省市投资计划逾44万亿元。其中,有一部分比例投资留给了“新基建”。一些学者也提出,进行基建,新基建是目前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对于新基建的范围,目前社会认同度最高的定义是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含 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

何为“新基建”?

主持人张言:新基建包含的范畴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七大项吗?

明明:新基建和老基建从性质、投资的特质、参与的主体、运行方式等等方面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一句话概括老基建,我们一般叫它“铁公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新基建就是与“铁公机”相区别的一些基建投资。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我把新基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狭义的话就是七大方向。但是市场上也有一些人提出来,除了旧基建之外的一个广义的新基建,也就是说在这七大领域之外,还包括一些补短板的投资,比如说跟社会民生相关的一些投资,比如说旧改,都可以算到广义的新基建里。

“地基”+“天基”的“新基建”

张珺:从产业投资和科技投资领域,我觉得新基建其实核心是科学和科技。其实我们思考新基建,主要考虑新一代科学范式转换以后,对未来十年在应用上和社会变革上起到促进作用的一些核心底层基建的东西,比如说5G、物联网。比如说我们会把新基建锚定在地基的5G和天基的卫星通讯这一块。大家都知道5G和卫星通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低延时。当低延时到了零点几毫秒的时候,可能在上一层,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包括算力、算法、区块链、云和大数据,都会产生一种非常重要的异构异源的数据叠加。可能在应用上就会出现比如消费级的远程医疗、智慧城市等等。比如说未来卫星通讯能到遥感0.3米以后,甚至有可能有天基的人脸识别。比如说还有一些无人系统,无人驾驶、无人车、无人蜂群、无人船等应用。

张言:我们看到的七大领域里,无论是5G还是工业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等等,没有看到还有天基方面的东西。为什么会存在天基这一部分?

张珺:其实目前在地球上有20%的地表和80%的海洋并没有办法覆盖地基,实际上这一部分都是需要天基的低轨卫星组网以后才可能会覆盖。比如说海上游艇之间的物联,水里手机或者其他设备的物联,这些东西我们是用天来补地。在一些极限的地方是没有办法立铁塔的,珠穆拉玛峰,登山的人需不需要物物相连?需不需要互联网呢?需不需要一些娱乐?需不需要导航呢?大家在推天地一体化,就是说需要通过地基本身的基站和新的基建,用天来补剩下海洋的80%和陆地的20%。

“新基建”能稳增长吗?

张言: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底层技术的一个变革,或者是一种生产力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对于稳增长的作用怎么体现?

明明:今年是很特殊的一年,目前对于宏观经济扰动最大的因素一个是疫情的发展,包括在全球的传播。我们也看到一、二月份的经济数据,比如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都是负的增速,所以今年肯定是有稳增长的必要性。特别是从需求端来说,目前来看,投资、消费、出口从逆周期调节的角度,投资的政策空间相对是大一些的。

另外,为什么要提新基建?很重要一点,旧基建用了这么多年是存在一定的弊端的,比如说旧基建会导致债务率的上升,而且有可能会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比如说在2015年我们推出供给侧改革、三去一补一降,很重要一点就是去除过剩产能行业。过剩产能从哪里来?很重要一点,就是上一轮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所导致的。

所以从短期和中长期来看,新基建的作用毫无疑问是会很大的。但是从市场规律来说,它需要有一个逐步发酵的过程。我们一般在宏观经济里做研究会把它区分为短期和长期因素。短期来看,两个因素可能比较重要,一个是人口,一个是资本。从中长期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技术进步是更重要的。我自己认为新基建的作用可能还是聚焦于中长期,在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方面,新基建的作用可能是会更大的。

张言:从专项债的资金和PPP项目的分布来看,新基建的投资规模占到全部基建的7%到12%。因此估计下来2020年在狭义的新基建这一块,总共的投资规模1万亿,最多也就是2万亿。这样的一个体量,对于我们的增长有多大作用?

张珺:我们要把新和旧的东西打开来看。旧基建也需要在已经有的固化的道路上面增加一些边缘侧的计算数据,在本身老的基建里,通过新基建提升体验,所以可能在老基建上面并没有显现出投资规模的大小。比如说工业互联网,德勤和中兴通讯的一个数据显示,到2035年,5G和卫星通讯对工业互联网促进的规模达3.36万亿。所以新基建有可能不是以规模计的,它可能是投资的味精,工业的味精,它的规模并不一定像老基建那么大,它可能是老基建的改造。比如说铁路上的边缘侧计算,智慧公路。

张言:我们现在谈的新基建,其实是要对现有的这一套经济系统或者说生产生活系统进行一个全面的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升维和改造。今年的疫情促使我们看到了这些新基建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人说今年是新基建将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期,有人说今年是一个加速器之年。

明明:我们都说稳增长,到底稳的是哪个增长?实际上现在中央对于稳增长的判断,关键是稳就业和稳民生。疫情是一个外部性的冲击,经济增速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短期来看并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怎么来提高经济的质量。就像现在中央提出来的,我们是要有更高质量的增长,而不是去单纯追求一个速度,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通过新基建去追求一个更高质量的增长正当其时。

数据中心投资规模为何领跑?

张言:有研报预计2020年5G和数据中心的投资规模分别是3000亿和1000亿,这两项在狭义的新基建里面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数据中心,为什么它的投资规模比较大一些?而且有人说大数据中心才是未来国家竞争力最主要的内涵。

明明:从数据中心的投资高,有两个原因。第一,像数据中心之类的基础设施建设,过去两年,这类基建投资一直很多,并不是说今年一下变成3000亿。第二,诸如像数据中心这种投资,在分类里到底算在新基建还是旧基建,其实是有一定分歧的。比如说一些工业园区的建设、土地的平整、土地开发、土地招牌挂都是大量的重资产的投入,所以它的资金规模肯定占得大,这是它本身项目特征所决定的。同时,这些投资到底应该算到数据中心里,还是算到土地投资里,定义是不太清楚的。另外,其他的一些投资规模没有想象那么大,可能跟它的技术特点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新基建很多都是一些高技术的投资,这种投资门槛高,技术周期长,而且也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并不能仅从规模上来比,因为它们的项目性质根本不一样。

张珺:数据中心拆解出来可能有几类,一类是硬件的建设,还有一类数据的异源异构、可视化是软件的建设,软件建设其实是人,跟原来的硬件投入不是特别一样。另外,我觉得未来十年最大的生产关系矛盾,有可能是越来越多需要处理的数据和相对有限的算力之间的矛盾。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上,中国是重应用的,而应用会产生非常多的超大和巨大的数据。这些待处理的数据,一个是存,一个是处理,一个是要算。这其实在基建上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本身软件算法的要求,算力的要求。这次疫情以后,大家都在各个云上做远程办公,这其实只是一个应用。等到更多的这种异构数据出来以后,对算力的要求是很高的。算力其实是未来处理这些数据需要的非常大的一个生产资料。所以这方面稍微投入大一点也是非常正常的。

“新基建”钱从哪儿来?

张言:因为老基建的话,财政可能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如果是新基建的话,是否是财政资金加上社会资金,大家共同来进行一个融资,还是说以社会资金为主?

明明:还是应该公共和社会资金做一个更好的结合,结合两方面的优点。社会资金的优势毫无疑问就是比较灵活,市场的敏锐度比较强,特别是知道市场的需求在哪里,所以它能很好地发现市场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机遇。国家队的好处是它的资金的承受时间更长,成本可能更低,可以做一些制度性的规划。新基建毕竟是一个长周期的投资,不可能短期就见效。所以完全让社会资金来投资也不现实。从国家的角度,需要做一些制度性的安排,顶层设计。

张言:在未来十年里,会不会是一个新基建的投资比例逐步加大,而老基建的投资比例逐步减少的一个过程?

明明:我觉得有可能的。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需求和投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实际上过去的十几二十年,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甚至未来的科技创新,中国经济的结构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说现在去对比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可能消费的占比是比较低的。但现在来看,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已经达到60%到70%了,这是一个很高的水平。未来十年有可能结构还会再继续发生变化,有可能消费到达一定的程度后,新基建甚至科技投资的占比又会进一步上升。所以我觉得这肯定是大概率会出现的一个结果。

第一财经《首席评论》出品

编导:赵楚琪

制片人:尹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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