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注定充满了不确定性，如何预知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重要信号丨首席评论

经历疫情挑战，今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关于明年的经济工作部署，刚刚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八项重点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2021年经济工作如何迈好开局第一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哪些发展信号？第一财经《首席评论》邀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做客演播室，共同关注这一话题。

明年经济增速如何？

Q：今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预计明年一季度和全年GDP增速如何？

张燕生：从目前的预测来看，中国经济今年增长率1.9%，明年普遍预测可能是8.5%。如果把1.9%和8.5%相加除以2，也就是今明两年的简单平均，年均增长率5.2%。全球今年预测-4.4%，明年5.2%，简单平均是0.4%，东盟简单平均是0.95%，印度是0.2%，其他的发达经济体全都是负的，美国-0.25%，欧元区-2%。因此2021年中国经济会反弹，同时中国经济2020年、2021年简单平均是保持5.2%的增长，应该说这个增长率是非常不错的。

管涛：今年一季度由于疫情防控，GDP增长-6.8%，所以预期明年一季度大概是两位数的正增长，由于基数（低）的原因，明年市场机构预测全年增速大概7.5%到9%，显著高于这些年潜在6%的水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下，需求侧管理有何内涵？

Q：会议中提到“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如何理解“需求侧管理”？

张燕生：需求侧管理主要是短期政策，短期政策更多的还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就业优先，在能够刺激和稳定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进口需求等方面采取一些相应的政策，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Q：这些年经常提到的是供给侧改革，如何理解“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之间的关系？

张燕生：改革往往涉及到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供给侧改革也是中长期的政策，途径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解决供给侧长期结构性和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

管涛：“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的关系，更多体现在今年开始着重提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上。明年的重点是要扩大内需，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需求和供给的动态适配。供给方面要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比如疫情过后，人们可能对大健康、医疗、休闲等方面的需求增加了。另一方面，涉及怎么通过区域平衡发展来开拓县乡域市场。此外，供给也能创造需求。过去我们说供给侧改革是去产能，“三去一降一补”。那是把过剩的东西去掉，现在实际上也可以通过供给方面创新来创造新的需求。非常典型的比如最近的新基建、消费电子、智能芯片等，可能都会创造一些新的需求。

如何深挖内需潜力？

Q：说到需求，八项重点任务中提到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一份券商研报显示，2019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1万亿人民币，按2019年平均汇率折算，约合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同期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万亿美元，两者已经比较接近了。我国消费市场潜力还可以如何进一步开掘？

张燕生：谈中国消费的时候，谈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有14亿人口，有最多的中等收入人群。但我经常在想，1996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叫Z世代（1995-2009年间出生的人），2010年后出生的孩子叫α世代。从全球比较研究会发现，新生代的孩子跟美国、日本的同龄人相比，会发现他们的消费能力是最强的，更具有个性化、多样性、主观体验的需求特点。因此，其实能够满足中国新生代孩子的需求就能够占据全球竞争的制高点。从新生代的消费和需求来看，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不仅是在规模上，今后更体现在消费的质量上。中国的新型消费、智能消费、县乡域消费以及高质量消费，可以看到从2021年开始高质量发展会带动消费的转型升级，也会带动供给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中国消费是不是会超过美国，个人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体到50后、60后就是养老的需要；70后、80后、90后就是作为社会中坚力量，上有老下有小，怎么提高生活品质的需要；新生代的需要是非常个性化、多样性、具有全球视野的消费。

管涛：像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是不太可能长期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而要转向内需拉动。下一步需要把现在的潜在消费需求变成有效需求，比如通过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提高消费能力。并且应该增加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改善供给，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此外，应该坚持“房住不炒”，减少住房消费对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等。中国市场很有前景，中国消费市场规模超过美国是指日可待的，市场将来是最大的资源。

出口热度会否延续到明年？

Q：外需方面，出口贸易是今年最大的惊喜。明年出口会否延续今年的情况？

张燕生：数据显示，我国的出口增长非常快。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跟新冠疫情防疫抗疫相关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方面，确确实实中国的产能可以支撑全球防疫。同时，疫情在美欧的蔓延确实造成了美欧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中断，包括物流的中断，相当一部分订单最后都转移到中国，构成一些临时性的出口扩张因素。明年如果预期美欧疫情可以减缓，其产业链、供应链能够有所恢复，这部分暂时性的出口扩张因素就可能会消失，出口可能会下降。但是，从进出口的情况来看，今年的前11个月，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东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欧盟，第三大伙伴是美国。可以看到今年前11个月美国占我国进出口份额是12.6%，增长率是6.9%，美国的逆差，即中国的顺差达到2万亿。可见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商品需求仍然非常旺盛，这就是规律，这就是常识，这就是基本的逻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期待2021年全球的贸易能够正常化、常态化。

汇率对出口会有哪些影响？

Q：在人民币汇率连续走强的背景下，明年的出口会不会受到影响？

管涛：今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这一波升值到现在已经升了9%以上，较年初升了6%以上。可能出口企业的财务压力还是有的。因为企业收外汇，90%的概率收的是美元，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可能会蒙受汇率损失。这也是为什么时隔两年之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因为确确实实汇率对经济是稳定器作用。当然，未来实际上人民币汇率也存在不确定性，因为影响汇率升贬值的因素总是同时存在，并且是此消彼涨的。今年下半年的人民币升值应该是多重利好共振，比如疫情控制好、经济复苏快、中美利差大、美元走势弱等等，这些都推动人民币升值。明年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发生动态变化，特别是即便这些利好仍然是利好，但可能市场会出现审美疲劳、对利好不敏感，对一些新的利空重新敏感，这有可能也会导致汇率波动。汇率市场化的好处就在于汇率既可能涨也可能跌，不会像汇率僵化的情况下有时候跌起来比较困难。对企业来讲，要重视汇率双向波动的风险，树立风险中性的意识，控制好货币敞口和汇率敞口。

如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Q：中国有着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加上防疫措施到位，这次疫情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产业环节还不能完全掌握。这次会议提出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不仅要解决“卡脖子”问题，而且要有更多“独门绝技”，这分别会给哪些领域带来机会？

张燕生：从新冠疫情的角度看，可以看到市场成长性最好的产业链、供应链增长是三个领域：医药、健康和养老、人工智能。对产业链、供应链，从市场来看，可能要意识到一点，过去在全球化和IT革命下形成的一个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布局可能会发生巨大的调整。过去可以做到一个产品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完成，零库存、及时供货。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在逆全球化冲击下，这个体系相信会发生重大的调整，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会上升，而且政府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干预会上升。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数字革命和数字经济会使产业链、供应链变得更短、更有弹性、更有韧性，更能够满足本地消费者需求的痛点。从这个角度，产业链、价值链会发生变化。而“卡脖子”部分从三个方面发力，“0到1”是通过原始创新解决“卡脖子”领域的基础研究环节。“1到10”是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来解决目前各个领域中存在的“卡脖子”的工序、环节和基础的零部件等问题。“10到N”是科技成果转化。三个方面发力既要能够解决“卡脖子”问题，又要得到独门绝技，这在新条件下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政策操作“不急转弯”传递哪些信号？

Q：备受市场关注的是，这次会议上提出政策操作上“不急转弯”，应该怎么理解呢？

管涛：“不急转弯”实际上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原来讲宏观调控都是逆周期，跨周期实际上就是要应对比较现实的问题。受今年疫情影响，中国经济有快速的收缩。但疫情控制住以后，经济有快速的反弹。收缩和扩张的周期叠加，我们能不能沿用过去传统的逆周期思路？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跨周期，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这一次上半场做得比较好，无论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保持了定力。怎么样应对疫情的下半场，让前期阶段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序退出。退出是必然的，但是怎么退出是一个技术活。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不急转弯”，实际上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的焦虑。市场担心明年经济比如年初有两位数的正增长，按照传统的逆周期思路，无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应该收紧，说“不急转弯”实际上说的是政策的退出还是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要根据经济的状况。特别是考虑到未来内外部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不急转弯”应该说是给市场吃了定心丸。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今年央行的思想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钱溢出来。所以尽管流动性不会全面收紧，但央行肯定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政策以及和其他部门配合，引导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不去搞钱生钱的效应。

Q：“不急转弯”如果具体到一些指标上会如何体现呢，比如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财政赤字率等？

管涛：考虑到宏观政策“不急转弯”，仍然要给经济恢复提供必要的支持，比如说明年的M2和社融的增速可能会低于今年，但大概率可能会高于2018年、2019年的水平，因为今年还是比较偏宽松的政策。财政赤字率今年按照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不低于3.6%，明年因为还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巩固经济全面复苏的势头，可能赤字率会仍然考虑3%左右的水平。

第一财经《首席评论》出品

编导 官悦

主编 芮晓煜

制片人 尹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