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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贸易一体化将提振实际投资,宏观经济因素才是决定双边贸易平衡的最主要因素

第一财经 2019-04-04 06:08:05

作者:后歆桐    责编:王蕾

过去20年,双边贸易平衡的大部分变化由宏观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相形之下,关税变化发挥的作用小得多。

当地时间4月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率先发布了4月《全球经济展望》报告(WEO)的三章分析性章节,研究了大型企业市场力量的崛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贸易摩擦对资本品价格下降及投资趋势的影响以及影响双边贸易的主要因素。

继续促进市场竞争,防止巨头企业“赢家通吃”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开始担心,大型成功企业的支配力不断增强可能导致了近期的经济增长疲弱和收入不平等加剧。

IMF在WEO的章节2“企业市场力量的兴起及其宏观经济效应”中,通过研究27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近100万家公司从2000年以来的数据发现,截至目前,不断攀升的企业市场力量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相当有限。但若不加以制止,未来可能会对增长和人们的收入造成更大的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来确保市场竞争。

IMF以利润率,即公司的产品定价与生产成本的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企业的市场力量。

其发现,2000年以来,公司平均利润率增长幅度较温和,发达经济体的公司增加了近8%,新兴经济体增长幅度较小,不到2%。

但在行业内,较高的利润率始终集中在一小部分公司中。具体而言,自2000年以来,前10%利润率最高的企业增幅超过30%,而其余90%的企业利润率基本持平。

“这就是所谓的“赢家通吃”。在许多市场中,更具生产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市场支配力不断上升,因为它们攫取自营无形资产、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的能力更强。”IMF称。

其指出,这种现象带来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

一方面,自2000年以来,市场支配力增强对国民收入中工人收入占比总体下降的贡献度不低于10%,即整体降幅为2个百分点,市场支配力增强贡献了0.2个百分点。而因为资本收入的增加往往主要令高收入人群受益,这就导致了工人间收入不平等情况更严重。

另一方面,2000年以来,利润率上涨还导致企业投资萎缩,而投资是其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伴随巨型企业市场支配力的增加,其可以通过提高售价和减少产量来增加利润,这进而导致企业对资本的需求下降,进而抑制投资。

基于此,IMF建议政策制定者应确保所有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特别是在利润率增加最多的非制造业中。

要达到这一政策目标,IMF建议要降低国内准入门槛(例如减少初创企业的行政负担),并减少对贸易活动和服务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壁垒。

其他措施还包括引入市场检查等加强竞争法和相关政策的特点,改革公司税制度,以此对其凭借市场支配力获得的超额收益征税,并确保知识产权规则能在更大程度上鼓励颠覆性创新而不仅仅是渐进式创新。

贸易一体化促使资本品价格下降,提振实际投资

在WEO第3章“资本品的价格:投资驱动因素受到威胁?”中,IMF通过对40个经济体的30多个部门的价格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贸易一体化是机械和设备价格相对于消费价格下降的最大因素。

“来自国外的更大竞争导致国内资本品生产商降低价格,同时提高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提高也有助于降低资本品的相对价格。”IMF称,资本品价格相对消费价格的下降反之又极大地推动了实际投资。“我们估计,资本品关税每降低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投资增加0.4个百分点”。

根据上述推论,IMF称,贸易一体化使资本品价格下降,并鼓励实际投资,这为降低贸易壁垒和重振全球贸易提供了额外的理由。

IMF指出,对所有经济体而言,避免保护主义措施、恢复贸易自由化将有助于维持资本品相对价格下降的速度,从而推动发达经济体乏力的投资增长,并支持发展中国家需要的资本深化。

其以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关税为例称,两者资本品的平均关税分别为4%和8%,仍有降低贸易壁垒的空间。

IMF还称,支持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品生产部门的创新也至关重要。鼓励研发、创业、技术转让的政策以及对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都有助于支持创新。

但IMF也提示称,政策制定者还必须注意到一些工人和行业在机械和设备相对价格下降时可能面临的困难,应该设计一些帮助这些工人应对潜在的失业的政策,包括构建广泛的社会安全网,设立再培训、技能培养、职业流动、地域流动类的项目等。

宏观经济因素才是影响双边贸易的主要因素

基于对超63个国家和34个部门过去20年数据的研究,IMF在WEO第4章““双边贸易的驱动力和关税的外溢作用”中,试图了解和量化双边贸易平衡变化的驱动因素。

其发现,关税引起的特定两国间的贸易平衡的变化,往往会通过贸易转移,被该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国的双边平衡变化所抵消,因此,对该国的总贸易平衡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

相反,IMF称,驱动贸易的主要是宏观经济因素。

“我们发现,过去二十年间双边贸易平衡的大部分变化都是由宏观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所导致的,这些因素包括财政政策、信贷周期,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汇率政策和对贸易部门的广泛补贴。相形之下,关税变化发挥的作用要小得多。”其称。

例如,IMF称,宏观经济因素占1995年~2015年美德贸易差额变化所有因素的约20%,占中美贸易差额变化影响因素的比例更高达95%以上。

不过,IMF也坦言,这并不意味着关税不会伤害国家。

其称,在以全球价值链衡量的全球经济背景下,生产同时在多个国家进行,关税的大幅增加可能带来显著的长期经济成本和连锁反应,从而使全球经济恶化。

“我们发现,关税的增加尤其会损害产出、就业和生产力,不仅对那些征收及被征收关税的经济体,对价值链上下游的其他国家也会产生影响。”

其指出,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如今,制造业关税增加1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比1995年时更大。对于德国和韩国这类拥有大型制造业、高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国家而言,带来的影响分别约占GDP的0.5%和0.6%。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IMF获得了两个主要的政策结论。

其一,对于贸易平衡的讨论应侧重于宏观经济因素,其决定了贸易总额的平衡。

因此,政策制定者应避免扭曲型的宏观经济政策,例如在需求已经强劲时还提供刺激的顺周期的财政政策,或大幅补贴会加剧失衡的出口部门。

其二,从多边层面上削减关税和例如进口配额或各国不同的产品标准等其他非关税壁垒将有利于贸易,长此以往,还能改善经济。

因此,IMF建议政策制定者应取消最近颁布的关税措施,并加强削减现存贸易壁垒的努力,以此来继续促进自由和公平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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