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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创业者淘金中国市场,资本和产业资源最具吸引力

第一财经 2019-05-28 21:15:38

作者:邱智丽    责编:宁佳彦

传统的土地、税收和人才政策对于以色列创业者的吸引力有限,在提供场地的基础上,如何实现产业资源彻底对接是更为重要的议题。

60岁的前以色列海法大学校长David Faraggi退休后,和妻子举家来到上海选择创业。作为首批入驻中以(上海)创新园的创业者之一,未来将联合高校共同开发基于网络的临床数据采集和分析平台,预计两年后可以投放中国市场。

中以(上海)创新园位于英雄金笔厂旧址,在规划里,这里将以桃浦智创城为载体分三期建设,重点关注中以两国优势领域的联合研发项目、成果转化项目、早期产业化项目,用以吸引以色列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来沪开展合作。

和David Faraggi一样,以色列孵化器StartupEast、Trendlines集团、立乐教育、上海创瑞投资等,也成为首批入驻创新园的企业和合作机构。在中国大力发展高科技创新产业的政策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创业者将“车库”搬到中国,来掘金中国市场,对于他们而言,资本和产业资源是最具吸引力的因素。

文化鸿沟是最大挑战

作为连续创业者,2016年Ami Dror来到中国和田会军联合创立了中以共创公司立乐教育,这是一家扎根上海、面向世界的青少儿编程在线教育公司。在专访中Ami告诉第一财经,中国市场巨大且发展迅速,从科技角度而言,中国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世界,例如数字支付,对于希望在这一领域进行创新的企业而言,中国市场不容忽视。

作为科技创新之国,以色列一直受中国资本的青睐。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以双边贸易额达139亿美元,增长6%,其中,中方出口93亿美元,增长4%,进口46亿美元,增长10%。而中国在以投资额达到约75亿美元,成为以色列第二大投资来源国,中国对以色列科技领域的投资增长尤为显著。

据以色列创投研究机构IVC Research Center统计,中国对以色列科技投资逐年上涨,2018年达到3.25亿美元。2018年以色列区域合作部部长Tzachi Hanegbi曾表示,在以色列科技领域投资中,有13%来自中国。而据中国以色列商会统计,近20年来,中国在近30个科技领域内对以色列一共进行了138笔投资,完成全面收购项目17个。

Ami认为中以之间的合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资本对以色列进行投资。第二阶段,将以色列技术在中国进行商业化落地。第三阶段是从创业的第一天,中以力量联合共同创业,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公司跟随这种模式。

不过远赴中国进行创业也面临一系列挑战。

“文化鸿沟是最大的问题。”Ami告诉第一财经。公司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十人的团队,Ami召集大家开会,谈到公司要做ABCD,公司同事认真做好笔记,回去加班加点两个礼拜就完成了。团队本以为会得到Ami的夸赞,没想到Ami却表现的非常失望。

因为在以色列,当老板和同事讨论要做什么,同事一定不会因为他是老板就照做,而是会反问为什么要做ABCD不做其他,为什么不能有其他方式去做。如今公司所有的管理层都和Ami说过NO,Ami也鼓励大家去挑战他。

Ami认为以色列科技创新如此成功的精髓是“Chutzpa”精神,这是希伯来语当中的一个单词,意思是离经叛道,无所畏惧的挑战,“以色列人总是尝试找到更好地方法,光优秀是不够的。”Ami告诉记者。

Ami 认为“解决文化差异最好的方式是建立信任,园区的出现可以帮助创业者找寻合作伙伴,这里是建立彼此信任最重要的地方。”

10亿基金助力创业

David Faraggi表示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创业起点,与园区给到的服务密不可分。“除了提供办公设施外,园区还提供了法律、金融、市场营销方面的支持,桃浦是个综合性的园区,这里的国际学校能让以色列创业者更安心的在这里工作。”David Faraggi向包括第一财经在内的媒体表示。

据桃浦智创城公司副总经理、中以(上海)创新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强浩向记者透露,首期进驻企业和机构,将实行三年区税及租金减免政策,并给予装修补贴。此外,园区规划建设不少于1万平米的高端人才公寓、3.5万平米的文化配套设施,提供2万平方米的租赁住宅。

除此之外,普陀区还设立了上海—以色列创新基金,首期规模约10亿元人民币,其中,中以普科天使创业基金计划规模2亿元人民币,投资于早期天使孵化阶段的成果转化类企业。

产业直投基金计划规模8亿元,下设不同领域子基金,投资于早、中期、成熟期企业,主要聚焦于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与生命科学、生命信息技术与安全等领域,早期及成果转化类的企业。

作为中国最早投资和引进以色列医疗产业的股权投资基金之一,上海创瑞投资已累积在以色列投资了十几个医疗创新项目,并参与了以色列国家级数字医疗孵化器eHealth Ventures的投资。

上海创瑞投资董事长唐浩夫告诉第一财经,在将以色列前沿技术项目落地到中国市场时常常面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即究竟是项目先落地再投资,还是先投资再落地。

“由于文化落差比较大,以色列创业项目来中国,主要对资金和产业资源比较感兴趣,传统的土地、税收和人才政策对于以色列创业者的吸引力有限,在提供场地的基础上,如何实现产业资源彻底对接是更为重要的议题。”唐浩夫表示。

以色列创新启示

在以色列这个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0.2%的弹丸之地,科技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0%以上,这样的创新密度吸引了海外市场的关注,令无数的投资者趋之若鹜。

除了以色列人深入骨髓的创新基因外,以色列政府在打造创新环境方面的探索,是更值得借鉴的经验。

以色列的孵化器体系独具特色,通过严控孵化器数量和规范运营模式,让进入和退出壁垒更为严格,孵化成功率高达50%左右,成为产业创新及高速发展的“技术采购超市”。

据唐浩夫介绍,在以色列国家级孵化器的定义是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资助私人部门成立的创业培育机构。凡是通过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认证的孵化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将为其出资85%,而私人投资者仅需出资15%。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会提供为期2年的新创辅导计划,并同时提供50万到80万美元不等的资金。如果企业创新成功,并成功进入市场募资,再逐年将3到5%的公司营收归还政府,若失败则毋需归还。

对于投资人和创业者而言,投资者只需要拿出15%的资金就可以获得50%的股权,创业项目可以获得资金、办公室和产业资源的支持和辅导,而政府出钱不占股,承担了不少风险。

与此同时,不少以色列官员都有产业背景,具备商业资源,在孵化器或园区设计上会非常具有针对性。唐浩夫认为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他建议在产业资源和股权配置上,50%股权投资+40%产业投资+10%其他投资,能够更好地调动资本和产业资源助力创业。

以色列顶级孵化器Trendlines集团CEO Todd Dollinger则认为,中国孵化器与美国相似,主要以地产为中心提供租赁服务,希望企业在业务增长的同时,雇佣更多的人,缴纳更多的税费,租赁更多的空间。

而以色列孵化器在投资之前,会首先了解企业的优劣势,评估创业项目竞争状况、市场挑战与机遇,公司近40名专业服务团队会深入参与到初创企业的技术研发、商业发展和财务等方面,这些公司会在孵化器入驻2-3年甚至更久,正是这种强有力的实践方法保证了孵化器的高成功率。

“对于创业项目而言,最重要的是市场、人和技术,技术是排在第三位的,我们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潜在收购者、行业专业人士和用户身上,成功意味着与市场保持密切联系,热爱市场,而不是技术。”Todd Dollinger告诉第一财经。

他认为构建一个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意味着要拥有不同规模和成熟度的公司,既包括中大型公司,也包括创业公司,同时政府、大学和产业之间建立公私合作关系。“一个成功的生态系统应该形成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支持所有寻求参与的人。”Todd Dollinger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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