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白身份的日本失落一代，新锐导演将自我追问带到上海

在第46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斩获8项大奖的《某个男人》，在刚闭幕的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是一票难求。

6月11日，导演石川庆穿过一块贴着“满”字的电影时刻表，守候在上海影城杜比影厅门口。影片结束，里面响起热烈掌声，他才在工作人员指引下，悄然入场。一看到《某个男人》的导演登场，尚在回味剧情的上千名影迷兴奋欢呼，现场提问之踊跃，堪比明星见面会。

这是石川庆第一次到中国担任电影节评委，也是第一次直面中国影迷。他感受到中国影迷的热忱，享受上影节的氛围，也通过做亚洲新人奖评委，看到来自亚洲各地年轻电影人的新鲜活力。他告诉第一财经，参加上影节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学习讨论，也能借此看到亚洲电影最前沿的部分。”

石川庆是日本新锐导演中颇为特别的一位。他的电影在欧洲屡获大奖，剧情片《愚行录》入围第7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蜜蜂与远雷》获第43届山路文子电影奖最佳影片奖、第44届报知电影奖最佳日本影片奖。新作《某个男人》提名第79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又成为日本电影奥斯卡的最大赢家。

《某个男人》去年在日本首映，又作为釜山电影节闭幕片登场，一时在亚洲影坛爆火，也获得来自国际的赞誉。该片是石川庆与妻夫木聪的第三次合作，加上安藤樱的出演，一开始就成为影迷关注的作品。

电影改编自日本芥川奖作家平野启一郎同名小说，由一个意外逝世的人的身世追问，引出关于人的身份、存在意义的思考，也带出诸多社会议题。这种对于人性深处幽微角落的包容、关切与追问，以现实题材揭露社会伦理，始终是石川庆电影最重要的核心。

“失落一代”的生存漂移

《某个男人》的海报、开场镜头与结尾，都有马格里特的超现实主义画作《不可复制》。这张作品，是导演石川庆对于电影的概述——男人背对观者，镜像中叠加的双重背影与身份让人遐想，也引出关于一个人的身份究竟是什么的揣测。

故事开始，痛失爱子的离婚女人（安藤樱饰）邂逅一段新恋情并再婚，三年后，丈夫意外去世，她才知道，自己爱着的人，其实一直隐瞒着真实身份。随着律师城户章良（妻夫木聪饰）介入调查，真相浮出水面，不仅去世的丈夫在隐藏身份，连带出更多想要遗忘自己过去的男人，这也牵出一个更沉重的话题——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一个人的姓名、血统、出身、家庭、过去、种族与阶层又意味着什么？

石川庆回忆，当他第一次读平野启一郎的原著小说，发现这是一部纯文学作品，但也带有引人入胜的谜团，吸引他一直读下去。整个阅读的过程，像一场智力激荡的游戏。

“这是一部积极向上的小说，我与平野启一郎是生于同年代的人。在我们这个年代，人会一直探求‘我是谁’，‘我究竟是什么’，人有一种两面性，这种对人性的探求，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也是整个社会都面临的问题。”石川庆说，他与作家都是在日本经济衰退期长大的，他们的父辈见证过日本经济最蓬勃辉煌的时代，但他们只能在长辈的口中和历史书中洞悉当年的经济奇迹，等他们长大，日本社会已经陷入低迷的低欲望时代。

小说中讲述的就是日本“失落的一代”，他们为了生存，在身份与身份之间转换，漂移，试图以新的身份，抛开过往的束缚，找寻自我。律师城户章良在寻找他人真实身份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也在掩盖真实自我——他拥有英俊帅气的面孔、体面的律师职业、看似完美幸福的家庭，背后也有着妻子出轨，以及自己作为第三代韩国移民害怕被歧视的困扰。

有人在影片中看到一种悲剧，一种无力感，一种对既往人生和社会环境的无可奈何。石川庆认为，《某个男人》看似悲观，但他想要传递是一种希望、自由感与积极态度，“探求自我的课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多人会对自我产生怀疑，我究竟是不是我自己人生的主人公，我是我认识的自己吗？”

石川庆坦言，律师城户章良这个角色，是第三代在日韩国移民，他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身份。在日本二战后的电影中，有诸多战后滞留日本的朝鲜人形象。但在近年的日本电影中，对生活在日本的朝鲜人的关注越来越少。石川庆说，他的亲友中依然有这样身份的人，尽管他们遭遇的歧视少了，但依然存在。

在电影结尾，酒馆里的两个陌生人互道姓名，律师在介绍自己名字时，影片戛然而止。他是否会选择隐姓埋名，成为一个谜。

与黑泽明1952年的电影《生之欲》一样，《某个男人》在悲观中传递出一种积极，以温柔姿态做出犀利的现实批判，似乎成了两代日本电影导演之间的某种对照。石川庆听到这样的评价，莞尔一笑，他告诉第一财经，当《某个男人》在上海放映时，根据黑泽明《生之欲》改编的一部英国电影正在东京上映，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

做电影是我很久以来的梦想

在《某个男人》之前，石川庆的导演生涯已经有七年。他一路跋涉到如今日本新锐导演的位置，起点则是童年的梦想。小时候，石川庆与弟弟一起玩各种情景游戏。他在日本东北大学念完物理之后，选择前往波兰罗兹电影学院求学。

“做电影是我很久以来的梦想和野心，而不是突然的一个决定。电影是用来理解世界的一个手段，我觉得自己的口头表达、音乐和演讲能力都不是很好，通过电影手段，能实现人与世界的连接、沟通。”石川庆说。

他坦言，当时日本的高校没有导演系，要学电影只能去海外。他想过去美国，最后还是选择他向往的波兰。“我的电影风格受到东欧电影的影响。”石川庆说，无论是题材、摄影风格还是剪辑手法，他电影里的“血统”有一半来自东欧，这也使得他成为日本当代导演中颇为特殊的一位，风格与气质深受欧洲电影市场青睐。

在拍第一部电影长片《愚行录》之前，石川庆拍了8年短片，一路从副导演、执行导演做起，摸爬滚打累积经验。

《愚行录》让石川庆在威尼斯电影节一炮而红，当他回忆起当年的经历，他认为自己积攒了太多的野心，很多地方想要做到极致，所有东西都想呈现，甚至摄影师也要从波兰找，那种被各种经验、欲望和条条框框限制的想法，导致拍摄过程相当辛苦。

这次在上影节担任亚洲新人奖评委，他对新人的建议是，处女作不要有太多的杂念，努力靠近自己内心，这样才能简单地抵达。看过不同国家年轻导演的新作后，他甚为欣慰，“如果是当年的我，恐怕都进入不了上海电影节，亚洲年轻创作者的朝气很打动我。”

纵观石川庆这些年的电影长片，都是结合社会伦理、剖析人性的悬疑之作，悬疑也成了他电影的标签之一。但石川庆认为，他拍摄这种题材，是因为日本电影市场不太景气，拍悬疑类型片更容易获得投资，从他内心来说，依然渴望尝试更多的类型。

今年上影节金爵参赛片中有多部中国电影，也让石川庆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他坦言，最初学电影时，也考虑过来中国留学，中国电影给过他很多养分。92岁的日本电影导演山田洋次在电影节上坦言，“现在对很多日本电影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时期。”石川庆也认可这种判断，在中国，他则看到更多机遇、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