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示：为什么女性收入低于男性？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季。少数科学家、作家、经济学家和致力于和平的人们陆续接到电话，通知他们获得了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

按照惯例，每年最后一项诺贝尔奖——经济学奖揭晓后，我们都会用一篇推送展开讲讲。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依然是充满了话题性，总的来说可以用一个词概括：性别。

获奖者Claudia Goldin（194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是一名女性。

Goldin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第1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

此次获奖使Goldin成为继2009年Elinor Ostrom和2019年Esther Duflo之后第3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

在诺奖性别比例方面，从绝对数量来看，经济学奖的女性获奖者最少，目前只有3位（总共93人得奖）。但相对而言，物理学奖是女性占比最少的，女性仅占获奖者的 2%（经济学和化学领域的女性比例分别为 3% 和 4%）。

Goldin的获奖同时打破了两层玻璃天花板：她是历史上第1位单独获得这一荣誉的女性，她获奖的研究是女性第1次直接成为获奖的主题。

Goldin研究的领域，是一直以来都备具争议的性别议题——男女收入差距。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巧合。

颁奖当天的早些时候，Goldin发布了一份名为《Why Women Won》的工作论文，它记录了1905年至2023年妇女权利史上的 155 个关键时刻。

而就在几个小时后，第 156 件事发生了：Goldin本人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今年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预测人选来看，Goldin的获奖可以说是个surprise，她本人对于拿奖反应也是surprised。但其实这个surprise也是when而不是if的问题。

目前看到的关于Goldin获奖的评论主要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呢，也是比较老生常谈的，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有效性的争论。

几乎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出来都会被诟病，批评者通常会用带引号的“诺贝尔奖”来嘲讽经济学奖，说这个奖项并不是最初设立的奖项之一（物理、化学、生理学/医学、文学和追求和平。经济学并不在名单上），其获得的声望也不合理。

经济学奖确实是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去世70年后的1968年，由瑞典中央银行增设，用来纪念诺贝尔的奖项。这也是众多批评者认为其不是真正的诺贝尔奖的一大原因。

经济学奖的著名批评者是诺贝尔的曾侄孙彼得·诺贝尔，他表示“经济学奖就像诺贝尔奖一样被授予，但这是经济学家为了提高声誉而进行的公关炒作”，还说该奖项应该经常颁发给“股市投机者”。

从经济学奖设立起，这种争论和批评就一直存在，其中不乏有主张废除该奖项的人士，就连获奖者本人也有表示过不应授予该奖项的。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就曾在获奖宴会演讲中表示：“诺贝尔奖赋予个人一种在经济学上任何人都不应拥有的权威。”

经济学奖不如物理、化学等奖项那样受欢迎，其实并不奇怪，因为经济是人类发明的，是技术、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产物。

而众所周知，人类行为变化无常，很难用几个基本方程来概括。没有数据的因素太多，无法理解、无法建模或识别的变量有太多的联系。

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的，经济学是一门很少有问题能得到明确答案的学科。

然而，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经济学涉及到人类日常行为活动中的方方面面，而一些获奖的经济学家也一直致力于以不同的方式寻求揭示和解决各种现实世界的难题。

经济学家不应该夸大他们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但同样也不应该低估他们尝试的重要性，以及认可那些做出最佳尝试的人的重要性。

第二种意见是针对获奖者的争议。

实际上，对于获奖者本人的争议并不局限于经济学奖，其他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也经常会出现饱受质疑的。个中原因亦是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不外乎几种：其在该领域的实力水平、资历、身份背景、政治立场等等，这里就不展开细说了。

说回这次的经济学奖。由于获奖者是从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微观经济学、部分和一般均衡理论、跨学科研究和新方法这几个领域中产生，因此每年都会有各种预测名单列出可能获奖的人，他们研究的领域各不相同，在各自的领域也有相当的支持者。

所以其实无论谁拿奖，都会有人认为另一些人更应该拿奖，只不过看谁呼声更高了。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也说过，这个圈子实际上挺小的，加上各种师承关系还有夫妻档等等，得奖的也就是那一群人（等我有时间，也许明年可以再做一个预测）。谁会拿奖只是时间先后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得久，活得久，活得够久。

从对其作为诺贝尔奖有效性的争议，到对某些获奖者的各种分歧，经济学奖一直是相当大的争论的根源。

但除了这些争论，还有更多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获奖者研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它们为什么重要。

这次获奖的Goldin，诺奖官网上的配图也很有意思。

Goldin拥有历史学家的叙事本能和经济学家对数据的严谨性，作为一名福尔摩斯迷，她将自己的工作比喻为“侦探”。在谈到自己的研究时，她说道：“侦探总是相信有办法找到答案！”

她所做的工作相当于扮演现实世界中的“福尔摩斯”，从一堆杂乱、不完整的历史数据中拼凑出女性劳动力市场经历的图景，解释今天的经济结果如何植根于几十年前的事件和选择。

通过搜寻档案、编译和修正历史数据，Goldin挖掘和汇编了各种主题的数据，从精英大学课程的学术成绩到20世纪30年代的记录，显示哪些公司在女性结婚时解雇了她们。她利用这些数据来重建规范、制度、期望、政策和技术创新（例如避孕药）如何影响性别平等，进而影响两性的就业和收入结果。

她的研究颠覆了政治上方便但过于简单化的对性别薪酬差距的理解，纠正了旧有的假设，并且带来了一些全新的视角。她正是因为“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表彰。

下面是Goldin主要研究成果和发现。

在Goldin所做的研究中，最违反直觉的发现之一是：女性对有酬就业的参与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步增加，也没有与经济增长保持一致，而是形成了一条U形曲线。

△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在历史上并未遵循直线轨迹，而是呈现 U 形曲线。

200年来的数据表明，经济增长的加快并没有带来工资平等，也没有带来更多女性进入职场。

在19世纪的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女性劳动力数量实际上有所下降，因为她们参加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但随着20世纪文职工作机会的增加，女性的工作机会也随之提高，并且随着社会障碍（例如禁止已婚女性工作的立法）的减少，参加工作的女性数量也随之提高。

Goldin在与丈夫Lawrence Katz（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MIT经济学博士）共同进行的另一项重要研究中，还发现了“革命性”进步，那就是避孕药的使用对于女性规划和投资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短时间内大大提高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

Goldin的研究还表明，当今持久的性别薪酬差距并不是由教育水平造成的（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水平相似，在某些国家女性的教育水平甚至更高），而是由为人父母（特别是第一个孩子出生）造成的。

△有了孩子之后，不同性别收入差距变得尤其明显

没有孩子的男性和女性的收入非常相似，但孩子的到来给女性的收入带来了“急剧而持续的下降”，而对男性的影响却很小。

Goldin指出，工作制度——包括长时间工作和缺乏灵活性——是造成这种持续差距的主要原因。

但Goldin的研究也表明，女性在生命早期做出的选择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如果当时她们并没有长期工作的职业规划，就会限制了她们在孩子获得独立后试图重返工作岗位时的选择。

总的来说，Goldin的研究包括四个层面：

1）从历史上看，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发生了重大变化，Goldin的研究有助于增加我们对潜在因素的理解，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如何发挥作用。

2）强调了避孕药在让女性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方面的作用。

3）尽管获得领导职位的女性人数有所增加，但性别收入差距仍然存在，这在为人父母期间尤其明显。

4）工作场所、组织制度如何影响性别差异。

（张晓泉为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