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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年度图书｜我和所有事物一样被温暖，并反射着光

第一财经 2023-12-21 22:09:11 听新闻

作者：罗敏 ▪ 彭晓玲 ▪ 佟鑫责编：李刚

今年的评选中，在传统的“历史”之外，我们新辟“行知”与“女性”两个类别，将日常报道中关切的、期待读者与我们共同探讨与发现的领域和话题推至前台。

在电脑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手边，放着一本汉学家墨磊宁的《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在键盘的嗒嗒声中，我努力想象着，100多年前，当一个中国人遇见打字机，他会如何想象，又能如何想象，才能将庞大的中文字库塞进那几十个按键的小机器。答案似乎是不可能，但这段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通向今天我们每个人在使用的、习以为常的汉字输入法。

然后，无数次，中文会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更迭中，遭遇字母文字的“主权”，哪怕它不再像打字机难题一样被直观地看到，而是潜入技术的深层架构之中。ChatGPT，是的，人工智能的语言系统，不过是这段遭遇史的最新篇章。对中文的探索、想象甚至颠覆，远远没有结束。

将《中文打字机》选入2023年十佳图书，似乎很能表达我们在今年岁末，难以将息的心情。出版业经历了前所未有艰难的一年，从涿州水灾到直播带货再到经济环境下行的冲击，在度过了平平淡淡的大半年后，迎来了一个看起来有点儿绚烂的冬季。这些年，出版业甚至阅读本身，经历了许多次真真假假的挑战，从电子书、图片化、消费主义到好像能将所有知识吞食的人工智能，但我们看到这个行业的理想主义与想象力，仍像百年前那些研发中文打字机的人一样，拓宽着我们对于世界、对于自身的理解。

历史始终是窥视未来的一个窗口。在引进版历史图书引发热潮数年后，越来越多本土原创的历史作品，表现出精进的研究与写作能力、开阔的视野与悲悯的情怀。入选十佳的《人海之间》《抵达》和入围的《大变局》等，都是其中的上佳之作。墨磊宁研究汉语言技术化的《中文打字机》和李安敦聚焦底层匠人的《秦汉工匠》，不仅打开了看待中国史的新角度，对于历史的写法也很有启示。《奥本海默传》分量很重，不仅指它714页的厚度，也是它所呈现的人性的复杂，是人这个“物种”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传统的“历史”之外，今年我们新辟“行知”与“女性”两个类别，将日常报道中关切的、期待读者与我们共同探讨与发现的领域、话题，推至前台。

关于“行知”，这似乎是一个边界模糊的类别。我们尝试将它分为“人文行记”与“在地观察”，以呼应那些将历史、知识及想象，与自己的行走、看见、听见相互印证的作品。近些年来，在虚拟空间不断降低人际关系必要性的同时，许多人无法满足于宏大叙事与书本认知。走向现场、进入真正的生活，成为他们发自内心的渴望。这种渴望驱动着赵萱进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家庭，驱动着沈恺伟穿行于上海的大街小巷，也驱动着外卖诗人写下人生羁旅中的遭逢与偶得。像王计兵这样做着基础工作的素人写作者，是第一财经近两年来持续关注的对象。身处同一个时代叙事中，在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地方彼此关联，我们——就像他在诗歌里写的——“和所有的事物一样被温暖/并反射着光“。

将“女性”作为一个特别关注的单元呈现时，我们不仅是注意到了上半年由上野千鹤子掀起的小潮流，也注意到，有创作者开始有意识地进入这一主题的创作。我们的评选定位于女性作者、女性视角，希望听到更多基于长期性、基于关系的发声。今年，克劳迪娅·戈尔丁的《事业还是家庭》和伊娃·易洛思的《爱的终结》入选十佳，她们独特细腻的观察，给似是死结的难题给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回答。

当我们将入选的十本书摊开在桌面时，一年，才仿佛真正过去了。从《抵达》到《赶时间的人》，从《洋盘》到《爱的终结》，这是我们在2023年走过的轨迹，是我们的关切，是我们期待与你发生连接的地方。

第一财经年度图书评选委员会

特约专家评委

马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维舟知名书评人

云也退知名书评人

评委会成员

杨宇东第一财经总编辑

应民吾第一财经编委、新闻中心总监

李刚第一财经特稿部主任

吴志超第一财经阅读周刊特约编辑

罗敏资深媒体人、特约策划执行

孙行之资深媒体人

彭晓玲第一财经阅读周刊记者

佟鑫第一财经阅读周刊记者

第一财经2023年度十佳图书

【历史类】

全球史、国别史、专门史和个人史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美]墨磊宁著张朋亮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1月版

今天在计算机前“输入”汉字的我们，不一定能理解100多年前，中文曾经的危机。一台中文打字机？对不起，“中文里没有字母”。如何安放这以千万计的字块，并能迅速找到，将它在纸页上印制出来？

中文在打字机面前——或者说实义文字在以虚义文字为基础构建的现代信息技术面前的遭遇，在墨磊宁看来“像一面清晰无比的历史透镜”。20世纪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这种技术语言扩展至全球的“切换键盘打字机”，很难将中文纳入其中。而对现代化充满热望的中国探索者，他们的种种创想与努力，不仅拓展了“打字机“的边界，更为现代中文语言信息架构奠定了物质基础与符号基础。

在19世纪，至少存在三种中文的“解谜”方式——“常用字”“拼合”与“代码”，它们开启了后来中文技术语言的三种路径。无论是史上第一台中文打字机的制作者、传教士谢卫楼，还是第一款商业化生产的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者周厚坤，抑或他的竞争者祁暄、改进者舒震东，都从中选择了自己的技术路径。到1940年代林语堂设计“明快打印机”时，他创造性地融合了三者：汉字隐藏在机器内部，为数不多的键盘作为“索引”，将汉字牵引至合适位置。他这款颠覆性的打字机具有某种中文输入功能，完全不同于“所见即所得“的字母文字打字模式。

从1840年代电报技术出现到1950年代计算机技术出现，一个个工程师、语言学家、企业家、使用者，对于中文本质的探讨、对于汉字检索的摸索、对于技术路径的实验，逐渐使得中文打字机成为可能。本书即聚焦于这段艰难的历程。由于对于细节的扎实处理和对背景的宏观把握，《中文打字机》荣获了2018年费正清奖和2019年列文森图书奖。

墨磊宁计划在下一本书中，讨论计算机出现后中文信息技术化的历史。这将是一个与IBM、RCA、硅谷……缠斗的故事。150年间，从电报到打字机到计算机到人工智能，每当新的文字处理技术诞生，打字机的困境就会不断重现。中文打字机，这面“清晰无比的历史透镜”，将继续照向未来。

《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

包刚升著

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 2023年7月版

2015年出版的学术畅销书《政治学通识》后记里，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包刚升忧虑“中国社会中政治学常识相对匮乏”。之后，他继续准备写作材料，完成厚达700多页的《抵达》。在碎片化阅读占据更多人大把时间的自媒体时代，写作如此“大部头”的著作，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学术眼光。《抵达》的出版也契合了当下的时代大潮，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很多方面越发受到国内外政治和政策影响，公众对政治的感知度也在提高。

“人类政治从何而来？”“人类政治在哪里？”“人类政治向何处去？”这是政治领域的关键三问，包刚升从演化论的视角，给出了新的阐释。他将人类几千年历史中出现的不同政体与政治模式视为一个个“政治物种”，分析早期国家诞生的社会条件，帝国的兴起与衰落，从政体分化与演化的维度讨论君主政体、封建政体、立宪政体、民主政体的差异与转换，以及人类不同群体在塑造有效国家与有效约束国家上的一系列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不同时空中迥然不同的政治模式。

以往，政治或者政治学给人的印象是高深、晦涩甚至隐秘。包刚升希望通过雅俗共赏的行文，让读者对政治有更多了解和思考。他认为，政治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关乎政治权力在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分配和分享，与每个人密切关联，涉及一个社会成员应该在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当中生活，应该构建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以及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的发展或停滞、繁荣或衰败，经济学家们会做各种解释。但包刚升认为，背后其实更有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起作用，如果政治中深藏的逻辑没有被解码，经济问题很难解决好，自然无法抵达人们期望的目标。

《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

杨斌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 2023年9月版

长久以来，古代中国被视为大陆帝国，也就是农业帝国，粮食是其根本，长城是其象征。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展示了历史的另一面：古代中国同时也是海洋大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1.8万公里海岸线、2000年海洋交流史。然而，1433年郑和船队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后，不仅官方将很多相关文献资料销毁，随即实施的海禁政策，更使得中国人与印度洋渐行渐远，与印度洋相关的往事，在历史中渐渐消散。

杨斌在《人海之间》里用了“海洋亚洲”这个学术界少有人用的概念，将打量中国古代历史的角度重新放到古代中国扬帆深海的最远处——印度洋世界，通过一手文献资料和出水文物，讲述了陆上帝国之外，作为海洋中国被忽视的一段对外贸易与交流史。

比如最早到印度洋的中国人是汉朝宫廷里的无名宦官，他们在汉武帝晚年时还去过印度。近代之前，走得最远的中国人是唐代的杜环，他是唐代宰相和著名学者杜佑的族侄。天宝十年，唐将高仙芝率军与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在中亚的怛逻斯交战，战败后成千上万的唐军和随军工匠被俘，其中就有杜环。他随后被带到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等大食统治的地区，亲眼见过大西洋，十多年后才辗转从海路回到广州。

以往的海洋史主角都是男性，清一色的男性记载中，有六七条关于马尔代夫、古里地闷（帝汶岛）、占城（今越南南部）等地的婚姻习俗的记载，引起了杨斌特别的关注，从中捕捉到女性在海洋交往中的独特存在，从而提出“港口婚姻”这一新见。这种婚姻的感情随着船来船走而离合，跨文化、跨族群，虽是临时夫妻，但双方讲感情，有契约关系，强调相互忠诚，颇有现代婚姻的色彩。

杨斌认为，与充满奴隶贸易、殖民掠夺等惨剧的大西洋海洋史相比，古代中国出入的印度洋区域更像熟人社会，印度洋海洋史中的血腥味相对比较少。通过研究海洋亚洲，可以认识到中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秦汉工匠》

[美]李安敦著林稚晖译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3年7月版

提到秦汉时期辉煌的艺术，我们会想到秦始皇兵马俑，汉代精美的长信宫灯、画砖、漆器，总想知道更多身份显赫的主人与器物的故事，很少有人会想，这些艺术品是谁制作的？他们如何制作？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在充斥帝王将相的历代官修史书中，低贱的工匠自然是被忽视的人群，但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在兵马俑身上不起眼的位置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籍贯，在空心砖中留下有力的手掌印，或者在陶器边缘刻下“大赦”的希冀。这些充满人性的历史细节打动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教授李安敦（Anthony J. Barbieri-Low），他要让沉默的器物说话。

通过李安敦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工匠有男有女，有平民、奴隶、刑徒，也可以揣摩出他们的分工和工作状况。比如女工主要制作纺织品、漆器、绘画，咸阳附近有些女陶工，也参与了兵马俑的制作。有些未婚女性还喜欢在漆器耳杯上留下“小女子甲”之类的字样。危险的、重体力的工作主要由男子承担，在为长信宫灯等大型铜具鎏金时，“黄涂工”（即涂金工人）很可能会因汞中毒而导致不可恢复的神经及器官损伤。

还有工匠希望自己的铜镜卖得好，刻上当时几个著名作坊的名字，却刻得杂乱无章，李安敦开玩笑说，这就好比二手车推销员说自己的车的品牌是“驰奔—马宝—宝时捷”。从这些有趣的历史细节中，得以窥见当时市民生活的诸多断面。

李安敦的研究也揭开了秦汉文明背后白骨森森的一面。刑徒是秦汉工匠中的最底层，汉律中有关死刑的罪名就有1880多个，很难说他们全是作奸犯科之人。入狱不是最终的刑罚，多数刑徒会被派去做最艰巨、最危险的工作。有70万刑徒为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墓，30万刑徒为汉景帝制作陪葬的兵马俑。很多参观皇陵的人可能没注意到，附近还有刑徒墓地，光是阳陵就埋了1万具尸体。

与以往仅仅侧重于工匠手艺本身的研究不同，李安敦特别强调一个观点：秦汉工匠是“秦汉创世纪”的重要角色。

《奥本海默传》

[美]凯·伯德、马丁·舍温著汪冰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8月版

因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电影《奥本海默》的上映，以及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后续影响，“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2023年重归人们的视野。

身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出身犹太富商家庭，年少成才却早早遭遇心理挫折；成为顶级物理学家后，机缘巧合被委以重任；率领团队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荒漠城镇中成功试爆原子弹，却被战火彻底改变，后半生致力于限制核武器的发展，以至于被FBI视为间谍。奥本海默为什么走过了这样一条不同寻常的人生道路？这部传记的副标题“胜利与悲剧”可谓精准的概括。

两位作者在长达25年的写作过程中，访谈了几乎所有认识奥本海默的人，参考了成千上万份文献记录。研究核问题的历史学家马丁·舍温在独立推进写作项目多年后，邀请了比他年轻20岁的传记作家凯·伯德合作，一起写成了这本完整、扎实、充满冲突感的传记。通过原著，可以了解关于奥本海默的大量细节，在完整与丰富上远甚于观看电影。电影为了效果必然有不少虚构，而书中考证还原的大量真实细节，才是奥本海默生活与工作的真相。

2009年，《奥本海默传》首次引进出版简体中文版，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今年的新译本由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翻译。对奥本海默的生平和形象如何影响广大公众有浓厚兴趣的汪冰，用细腻灵动的笔触将这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带到了读者面前。

多数人无法成为奥本海默，也没有机会经历一件足以影响整个地球的事情。这部传记告诉我们，即便天才也会遭遇重大的挫折，唯有心灵的力量可以自我拯救，前提是要不断地进行学习和自我审视。

【行知类】

人文行记在地观察

《赶时间的人》

王计兵著

台海出版社 2023年2月版

从20岁左右开始写作，到53岁出版首本诗集《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对大半生都在颠沛中度过的王计兵来说，此时，诗终于对他“回报以歌”。

1969年11月，王计兵出生在江苏徐州农村。他从小身体就很弱，不时生病，初二的一天，父亲听到收音机里在放武校招生广告，说文武兼修、强身健体的同时不耽搁文化课，就把他转去了武校。到了那里王计兵才发现，武校课程设置只到小学五年级，从此他就失学了。

17岁那年，家里连武校的学费都很难凑齐，王计兵只好跟着哥哥去沈阳一个建筑工地做木工。其后他打过各种工，捞沙、摘棉花、开翻斗车、摆地摊，去过东北、新疆、山东，最后带着全家在昆山落脚。

王计兵并非成长于有文学滋养的环境，是失去了正常的校园生活后，反而开始喜欢上看书，进而对文字产生感觉。他写过小说，但那时太年轻，情感太投入，父亲担心“疯魔”，被坚决阻止了。最后选择写诗，是因为诗歌这种题材短小精炼，随时拿起一张废纸、一个烟盒就能创作。有微信后，他写诗就更方便了，直接输入一段语音，晚上回去再誊到QQ空间。

王计兵的笔名叫“拾荒”，是为了纪念他最困难的一段生活，当时他身无分文，带着大女儿在昆山捡过几个月废品。但他的诗歌中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你始终都能在他的诗中读出一种生动、敦厚和细腻。王计兵说，文学在他心目中就是另一个自己，会不自觉地想和“他”说话，“他”是他的支撑，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能带给他内心快乐。因为觉得自己生而卑微，所以他想“好好爱另一个自己”。

《耶路撒冷以东》

赵萱著

商务印书馆·日新文库 2023年9月版

2012年早春，人类学者赵萱抱持着对阿拉伯/伊斯兰社会长久以来的兴趣，开启了在东耶路撒冷为期15个月的田野调查。他最终选定位于老城和巴以隔离墙之间的橄榄山，这片贫瘠荒芜的土地是犹太教的圣地，如今却居住着超过2.2万人，其中99%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人。

橄榄山贫瘠、荒芜，却也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充满热烈丰富的生命迹象。30多年没有做礼拜的咖啡店店主、穆斯林贾米勒；因为爱情而转信基督教的店员阿卜杜拉；希望完成学业、成为中学老师的12岁女孩朵拉；为土地证奔走数十年的好人亚金……我们在赵萱笔下遇见一个个生动的个体，也跟随显赫的拉贾比家族参与开斋节，经历艾布浩瓦家族与艾布苏比家族对一起交通案的调解过程……

这些经历和故事背后，是赵萱田野调查的出发点：在地缘政治宏观和冲突的场景之外，他相信存在更为微观、流动、平和的生命政治。“我希望将巴以冲突放回到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与治理问题去考察，最直观的表达是，巴以冲突无法被简单地看作暴力冲突和领土问题，而是日常治理中复杂的权力和策略关系的形成。”

全书从家庭、宗教、国家三个角度切入，是第一本由中国学者完成的关于中东问题的民族志作品。通过调研和反思，赵萱给出了一个超越地缘政治的分析框架，使我们得以看到宏大叙事背后一个个真实的人、家庭和家族，看到政治如何施加影响于他们，看到建立在血缘、宗教、性别等范畴上的认同，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相互作用、此消彼长，动态地构建着中东地区复杂多变的政治场景。

《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

[美]沈恺伟著于是译

文汇出版社·新经典 2023年10月版

“洋盘”在四川话里指洋气、拉风，在上海话里则用来讽刺假融入、一眼就被看穿的外来人。在上生新所茑屋书店的新书分享会现场，就有一位“上海爷叔”在互动环节站起来指认本书作者就是“洋盘”。

2005年，24岁的沈恺伟离开美国到中国香港做厨师，随后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餐厅工作，他把在上海生活近20年的见闻感受，写成这本非虚构作品。从对上海的认识不断加深，到骑着摩托游遍中国，他用生动的语言展示了外国人在中国如何能够真正地留下来，里面很多困难不足为外人道。他也记录了自己在上海做美食自媒体的创业经历，包括《上海小笼包指南》出圈等事件。

实际上，沈恺伟的祖上曾在中国有过一番事业，而这是他较晚才意识到的自己与中国的独特情感连接。因而这也是一个关于存在与延续的故事，一段诠释融合和体验的尝试。

出版之后，《洋盘》一书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它延续了何伟《寻路中国》出版以来外国人旅居中国、了解并叙述中国故事的写作模式，对上海读者而言，也提供了关于这座城市的独特声音。

出身中产阶级，放弃稳定生活，怀着“冒险”精神，从24岁到40岁，沈恺伟把青春留在了中国，而这恰恰也是中国高速发展的20年。他已不再是局外人或旁观者，也不只是怀着率真与好奇地到处旅行，随着他的探索与分析，我们能够听到早已被忽略的“附近”和附近的“人”的故事，也在生活的沉浮中，在个体无法抵抗的大变迁中，看到文化碰撞，看到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改变的东西。

另一方面，《洋盘》也是一本“纯粹”的美食纪实——2015年4月制作发布《上海小笼包指南》是沈恺伟的事业分水岭，他开始真正以工作者的身份参与到西餐厅、酒吧等在中国的运作，也亲自调查城市的美食生活地图，为互联网经济时代的新餐饮物流体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式的手工匠人留下记录。“我最不惦记的就是滋味”“最感兴趣的是你为什么要吃这道菜”，透过沈恺伟的眼睛和笔触，我们可以重新从“民以食为天”这句老话去理解生活。

【女性类】

女性作者女性视野

《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美】克劳迪娅·戈尔丁著颜进宇、颜超凡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8月

有些观念习以为常，要厘清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说，我们多少人会认为，男性更容易在职场上取得成就，所以女性应当承担更多家庭劳动来成全他，而不是相反呢？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用数据说话。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与女性在职业起点上的差距微不足道，是婚姻，尤其是生育孩子后的选择，导致双方的收入水平不断拉开差距。换言之，并非男性天然比女性更容易取得成就，是女性退守家庭使得男性“看起来”更容易取得成就。

戈尔丁将1878~1978年间出生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分为五组，研究了她们的婚姻、子女和职业状况，描画了百年来女性在家庭与事业间从取舍两难到逐渐平衡的过程。她认为，技术的发展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家电的出现减少了家务劳动耗费的时间，更重要的是避孕药的诞生和使用，使得女性能够掌控生育时间，第四代女性即受惠于此，她们可以自主计划生育时间，从而更灵活地进行职业规划。

现代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即戈尔丁笔下的第五代女性大学毕业生，似乎已能很好地平衡事业与家庭，但为何她们与男性仍有巨大的收入差距？通常的观点是性别偏见或职业差异，但是戈尔丁的研究表明并非如此。她提出了“贪婪的工作”这一概念：工作总是贪婪的，谁付出更多时间、牺牲更多灵活度就能获得更多回报。夫妻双方都从事“贪婪的工作”获益最多，但无法很好地照护家庭；两人都从事灵活工作，则无法将收益最大化。最终，往往是妻子选择了时间更短、灵活度更大的工作。两性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拉开了收入差距，并在之后持续扩大。

假使“贪婪的工作”并没有那么高的报酬，假使灵活的工作拥有比较高的收益，男性和女性的选择可能都会发生改变。因而，怎样使得弹性工作更具有生产力，将是接下来摆在企业面前的挑战。另一个需要改变的领域是家庭照护：社会能否提供更多的照护服务，减少家庭在照看孩子上的压力。

凭借其对女性与劳动力市场的深入研究，戈尔丁于2023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此前一系列重要论文中的主要观点，集中收录在疫情期间出版的《事业还是家庭》一书中。结合大量案例与数据研究，这部学术著作内容详实、论据充分但绝不枯燥。她研究的对象虽然集中于美国女性，但许多观点同样有助于中国社会更新对性别与职场的看法，为提高女性职场待遇提供有益的思考路径。

《爱的终结》

[法]伊娃·易洛思著叶晗译

岳麓书社·浦睿文化 2023年9月版

为什么我们“不爱了”？当代人的“累觉不爱”，在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眼里，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一系列问题，是人类爱情观念演变路上的一站。

《爱的终结》运用了大量素材，包括文学作品、社交软件、影视、访谈以及心理咨询中积累所得的案例，综合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多学科视角，探讨了“消极关系的社会学”。她从“不爱”问题，即当代人对爱的消极态度谈起，从头到尾研究爱的走向。

今天的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人人崇尚自由的时代，谁都可以自行定义爱的概念，从爱情的方式、交往的对象一直到爱的取消；但这种来去自由，看似有更多的选择，却并没有给人带来更高的满意度。通过把爱的各环节独立看待，从外部环境到内心世界分层次地进行分析，伊娃·易洛思写就了一部关于“心碎”的历史记录，展现出现代社会如何影响了人们的情感结构和关系，直指对资本主义和消费文化的批判。

虽然是理论著作，不可避免地使用很多学术语言，但在话题的引导和串联上，《爱的终结》比较注意可读性。伊娃·易洛思提醒我们，当你怀疑自己受到的情感伤害或遇到的情感困局责任在自己时，更重要的是推敲你所处的“结构”，看看资本主义市场和消费文化是如何把你逼到这个位置，使你感到不舒服的。

伊娃·易洛思在求爱、性爱、约会、相处、交谈、离婚等各个环节中深入分析权力关系、试探、默契、达成一致等种种选择，试图给出一整套有哲学支撑的解释。她从大量案例中解读出，亲密关系的瓦解不仅与经济社会变化给人施加的影响有关，也与人们得到的建议有关；生活的无序感、不安全感，让人们对自我有更多的思考，使人感知到有许多可替代的选择，分手退出等，由此成为一种看起来越来越理性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