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社论：养老服务立法迫在眉睫

日前召开的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要加快推进养老服务立法，扎实做好立法研究。

之所以说是“再次强调”，是因为早在去年7月民政部印发的《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就将抓紧研究制定养老服务法列入立法重点；去年9月公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将养老服务法列入第二类项目，也就是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

两个“抓紧”体现出制定出台这部法律的紧迫性，而这背后起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去年年末，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2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2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800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978万人，占总人口的14.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为21.8%。

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人士曾表示，我国已经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阶段，未来还会加速发展，到本世纪中叶可能会有5亿老年人。

二是，养老服务等“银发经济”的产业规模已十分巨大。有研究机构预测，在人均消费水平中等增长速度的背景下，到2035年，我国的银发经济规模将达19.1万亿元，占总消费比重的27.8%，占GDP比重为9.6%；到2050年，银发经济规模为49.9万亿元，占总消费比重的35.1%，占GDP比重为12.5%。

三是，随着政策的大力推动，会有更多元化的投资进入“银发经济”领域。今年召开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切实履行政府保基本、兜底线职责，加强老年人基本民生保障，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同时要运用好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各类经营主体和社会组织作用，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共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壮大。

老龄人口基数逐步加大、产业规模逐步扩大、投资主体日益复杂多元化，都需要一部法律来加以规范。

而在看到立法紧迫性的同时，更要着眼于立法的针对性。

“针对性”首先是要明确服务标准。过去一段时间，在养老机构等服务领域经常会出现一些纠纷，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服务标准的不统一。

虽然说国家立法不可能对每条标准都有具体规定，但在有了一个法律总体框架后，其余的细节可以通过相关条例的出台加以细化。为此，要充分吸取地方的立法立规实践经验。许多地方针对养老服务进行了专门立法立规，其中不乏一些成功的方面，这是从实践中来的经验。

其次是要明确行业准入标准和政策支持力度。养老服务是一个产业，更是一个事业。养老服务业在具备盈利性的同时，还有福利性的特点，兼顾这两种特性，并维持收支平衡是机构正常运转、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础，这应该成为将来立法规范养老服务的重要原则。在这个基本理念支持的基础上，持续为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包括金融在内的多方面支持。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立法上的“刚性”，“刚性”除了上面所说的针对性之外，更要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尤其是对非法经营、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民法、行政法、刑法规定基础上，进行严肃追究。

总之，养老服务方面的专门立法正在积极推进中，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但人口老龄化加剧、银发经济快速发展等与法律缺失存在一定反差。尽快将相关法案提交到立法部门审议并形成法律，不但涉及到亿万老人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十万亿级的产业发展。这个立法需要加快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