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厉以宁三次分配理论，体会上海慈善的温度

2018年12月18日，在国家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这是对他经济学理论探索的最高褒奖。今年2月27日，则是他离开我们一周年的祭日。这一年来，笔者一直在缅怀他，并且在回顾他的经济学理论对笔者的最大影响元素是什么。现在认为他对笔者最为持久的影响力，就是关于三次分配的理论。

第三次分配核心理念

1992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上海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总契机站在了践行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沿地带。笔者所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为智囊团和思想库（现在统称为国家高端智库），承担着吸收、消化和运用各类研究机构和著名学者真知灼见的发展任务和后续评估功能。当时，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长张仲礼先生曾对笔者详细介绍和讨论了厉以宁教授于1992年发表的文章《论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笔者记得，另两位经济学家姚锡堂和厉无畏也对此文大加赞赏。在此文里，厉以宁首次提出了“影响收入的三种力量”，这可以说是他三次分配理论的雏形。1994年厉以宁出版著作《股份制与市场经济》，把原来影响收入分配的三种力量，正式称为三次分配。

具体而言，厉以宁这样解释三次分配：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捐赠出去，可称为“第三次分配”。厉无畏当时是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他在给研究生上课时的解读是：第一次分配主要指员工所获得的工资、奖金、加班费和农民出售农产品所获得的必要收入；第二次分配主要是指政府通过税收所获得的公共财政收入并对此进行再分配，即“切蛋糕”，包括转移支付，同时也涉及上海等经济相对领先发展的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对内地的支援；第三次分配特指慈善捐赠和公益项目的实际运营，对农村而言，当时最大的公益项目就是希望工程的校园建设。

后来有机会在上海、北京聆听过厉以宁的高见，比如他认为：第二次分配是政府主导下的收入分配，是指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政策等进行收入调节；这方面需要果断和积极设计，也是改变中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制度性力量。而我所理解的第二次分配，是市场之手分配后政府主导的再分配，也就是社会学家们常说的权力分配，涉及公平和社会稳定，最为常见的就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还有近年热议的遗产税，都是政府的经济平衡手段。

关于第三次分配，笔者记录中的厉以宁看法是：“在我国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相当多时期处于动荡阶段。那时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社会之所以得以延续下来，靠的就是道德的力量。有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后，道德调节也应发挥作用。我们要重视第三种调节，即通过道德力量来调节，也就是文化调节。”同时，他对亚当·斯密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还提醒青年经济学家们，不能局限于《国富论》。

市场经济需要伦理学

在厉以宁的提醒下，笔者接触了《道德情操论》，也确实有启迪性，是对市场过度竞争行为的理论纠偏。和《国富论》相比，笔者认为《道德情操论》理应是亚当·斯密更珍爱的传世作品。据学术史记载：亚当·斯密36岁的时候就出版了这本书，而在他的有生之年一直在不断地修订，最后经过大规模修订的第六版直到他67岁去世那年才出版，这时距离第一版已经过去31年了。毫无疑问，这足以体现《道德情操论》在他心中的重要地位。

而笔者在和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的学术交流中，一致认为：《道德情操论》在西方思想史上举足轻重。邓伟志认为，亚当·斯密是情感主义伦理学的突出代表。而所谓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核心，就是主张人类的情感而不是理性，才是公共道德的基础。《道德情操论》对于人类情感的观察非常细致入微，提供了让人拍案叫绝的深刻洞察；亚当·斯密很好地解释了人类如何从最基本的情感——发展出道德规范的过程。而他在两百多年前的观点，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伦理学家对于道德本质的思考。

读者还注意到，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作者就提出了整本书中最核心的观点：同情是人类道德的根源。亚当·斯密认为任何一个人，哪怕他再自私、再邪恶，都拥有一种本性；这种本性让他去关心别人的命运，为了别人的幸福或者不幸而感到快乐或者痛苦，这就是同情。亚当·斯密在原著中的用词是sympathy，这个词以前通常翻译成“同情”，主要指人们对他人的不幸产生的感情。不过，目前有专家认为这个词的本义，就是可以和他人共同感受到某种情感的能力，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情感，因此如果翻译为“共情”解释面就更广泛。

换言之，“共情”会产生强有力的社会发展推动力量和经济新元素。而在厉以宁的系统性研究中，以“共情”为时代感的道德分配产生于慈善文化长期影响下的高收入人群对社会的捐助。如对低收入人群设立的基金、对革命老区设立的转型发展基金、对重大自然灾害设立的特别基金、对公立学校设立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对贫困家庭考上大学的孩子由当地企业提供一次性奖励等，都属于第三次分配的范畴。在一些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第三次分配是重要的调节手段，比如对华积极合作的比尔·盖茨基金会，就属于第三次分配的典范。

上海是积极探索第三次分配的城市典范，慈善被人们普遍赞誉为城市的温度。上海首先是第三次分配善举的直接受益者，特别是三十多年前接受教育捐赠投入基础教育。笔者还参加过一个思想解放方面的课题，即能否接受来自海外企业家的捐赠。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笔者连续五年出席了在广东广州、深圳和中山等地举办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同主题学术会议，聆听过爱国实业家、全国政协委员刘浩清先生的演讲，也和他面对面多次交流。令人尊敬的是：晚年的刘浩清先生把公司的庞大业务交给下一代打理，自己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捐助祖国的教育事业上。只要是对家乡、对上海有利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促成。1994年11月，刘浩清、孔爱菊夫妇向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1500万元，这是当时刚刚满周岁的公益基金会收到的最大一笔海外人士捐款。上海市政府决定设立“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刘浩清基金”，并向他颁发荣誉证书，赠送了刻有“捐资助教、功德无量”的纪念座碑，夫妇俩还捐建了上海爱菊小学。

上海慈善力量的温度

爱菊小学地处上海钻石地段的徐汇区湖南街道，这个社区不仅拥有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武康路、安福路以及三毛之父张乐平故居等旅游网红目的地，还拥有世界一流高等学府上海音乐学院。而在淮海中路上海音乐学院与校园相邻的就是：如今三十而立的上海慈善基金会。

2022年，我曾经关注过上海慈善基金会的理论交流元素和实际功效。当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地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也是在这一年，上海打赢抗击疫情的“大上海保卫战”，同时慈善事业也高歌猛进。根据相关统计：2022全年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共募集款物14.1亿元，累计总收入达177.9亿元；通过开展各类慈善公益项目，年度项目支出12.6亿元，累计总支出达142.4亿元；历年受益人群达4313万余人次。这些慈善相关活动有个温暖的名字：蓝天下的至爱。更有意义的是：从1996年开始每年初，都会举办蓝天下的至爱文艺晚会以作答谢。

笔者观摩了2024年1月的文艺晚会，很受触动。在第三十届“蓝天下的至爱”大型慈善文艺晚会的现场，上海好人们悉数亮相，通过各式各样的文艺形式，讲述着著名公益慈善项目——《蓝天下的至爱》一路走来的点滴故事。这些故事，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也透视出凡人的微光。让笔者完整了解到了他们如何在三十年间汇聚成一座城的温度，诠释“帮助他人，阳光自己”的主题和时代精神，展现了上海全社会积极营造的慈善氛围和城市软实力。对此，徐汇区人大代表、湖南街道党工委书记杨海英还介绍最打动她的，就是世界级的上海著名音乐家屠巴海创作的主题曲。“太多太多的暖流向我们涌来，炽热丹心把一切冰雪化开；蓝天下的至爱，人世间最美丽；是生命的光彩，亲切切地汇聚；蓝天下的至爱，宇宙中最宽广；是好人的情怀，热腾腾地播撒”，这样温暖的歌词，的确动人。

这场慈善文艺晚会，有很多感人至深的场景让笔者久久不能平静。如已经九十九足岁的上海交响乐团离休干部、新四军老战士、著名音乐教育家、指挥家曹鹏爷爷，执意从轮椅上站起来，接受属于他的“蓝天下的至爱-慈善榜样人物”奖牌。而在近二十年前，他就毅然为孤独症患儿建立的“天使知音”沙龙，以音乐打开孩子们的耳朵，温暖了无数孤独症患儿及其家庭。

而一直关注上海慈善基金会对第三次分配产生社会影响力的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劳模王承在今年春节的交流中，告知笔者：“上海的普通人，太有爱！共有14000人次一年里累计捐了801万！”而龙年春节期间，上海慈善基金会总部照样全年无休。笔者熟悉一位叫杜暄桐的徐汇实验小学五年级女孩，已经连续三年在家长支持下于大年初一捐赠自己的压岁钱；今年2月10日即龙年初一，她获得了倍感自豪的001号爱心捐赠证书。小杜遇到位只有三岁的刚刚上幼儿园小班的女孩，她穿着汉服的模样真是好可爱；她妈妈想让她记住龙年和人生的第一笔慈善捐款。笔者顿悟：上海真是个充满爱心和创意的大都市，其家庭慈善教育更别具一格。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