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放缓的政治含义

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永远保持9%~10%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增长速度将往下走一个台阶。或许，7%~8%的增长速度已经是我们所能期待的适宜目标。

从2010年下半年出现的增长放缓，实际上是对过热的一种反思、失衡的一种校正。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表现出更加谨慎的态度，货币政策从极度宽松转为适度收紧，及时出台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

更为令人欣喜的是，我们似乎已经能够看到中国经济加快结构调整迹象。

从投资的结构来看，2011年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速下降明显，但更仔细地分析，会发现投资下降更多的是由于政府的紧缩政策，外部需求萎缩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在投资增速中，重化工业下降最快，出口行业也普遍低迷。但以国内市场为主的行业，如食品加工业却相对稳健，一些高科技行业如ICT、服务业中的融资租赁、教育卫生等增速加快。再从地方投资结构来看，2012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在投资中所占的比例，首次超过沿海的东部地区，显示中国经济地图的格局已经出现了重大转折。如果是看社会零售消费总额，似乎消费是在下降，但如果看人均消费支出，则今年上半年，消费增长出现了2008年以来的最好情况。如果是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起落，国有企业反而增速下降，个体、外资企业的增速相对稳定，民营企业增速也明显回落。

为什么在增长放缓的时候，经济结构的调整开始加快？最重要的原因并非是政策的引导，而是因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些基本面因素出现了变化。这些“慢变量”从根本上改变着经济版图。首先，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部市场将出现长久的低迷，这迫使国内企业寻找其他的出路。要么，中国的企业必须加强研发，迅速提升产品竞争力，抢占更高端的市场，要么，必须转移到国内市场，或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寻找新的商机。

其次，人口变化已经到了转折点。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原本丰富而廉价的农民工蓄水池已经几近干涸，劳动力成本上涨是必然的规律。同时，人口老龄化浪潮已经汹涌而来，中国的人口红利马上就要消失了。

再次，城市化、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等变化已经从量变渐渐到了质变的临界点。巨大的消费人群逐渐崛起，而且新一代的消费者从消费结构、消费习惯都和上一代不同，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数量和速度，他们更关心质量和公平。

增长放缓将同样具有深远的政治含义。在过去，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上去，政府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因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然而，在过去扭曲的经济发展模式中，高速的增长带来的不是民众的支持，而是更大的社会不满。盲目追求GDP的结果是更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更多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更多的由于拆迁带来的社会冲突、更普遍的焦虑和失望情绪。可以设想，当增长放缓，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之后，由于经济过热带来的各种问题反而可能随之缓解。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2012CFV专家顾问委员会联席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