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的两朵浪花

我们已站在2012年年底。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时刻。

好消息是：世界末日没有来临；中国正站在短期周期性的谷底；若能较好地处理短期和中长期的财政难题，美国真正的经济复苏或许已经近在咫尺。

坏消息则是：欧洲依旧面临高度不确定的未来；过去10~20年发达市场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在某种意义上共享的“大稳健”时代，如果不是永远，至少也是阶段性地“斯人已去”，高债务、过度监管可能导致的“金融压抑”会持续数年；最重要的，若没有新生的TFP（全要素生产率）注入，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迅速进入衰减区间。

从历史的长河看，2012年将是关键的一年。巧合的是，2012年11月，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以不同的方式迎来了自己的新任领导人，他们将怎样书写手中的增长函数和制度变量，将决定整个世界的未来。

债务重担

两位领导人分别面临着各自的“不幸难题”。对于美国而言，难题在于如何化解债务重担。在这一点上，显然，美国不乏来自其他发达经济体的“难兄难弟”。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其债务/GDP水平目前已接近110%。按照IMF的估算，在2014~2015年之前，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不会抵达峰值。而这还不包括日本。

如何评估今天的债务水平？你可能会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债务重担。事实上，在过去100年的历史长河中，发达经济体最高债务水平出现在二次大战期间，债务/GDP高达120%，目前仍是“小巫见大巫”。

危机以来，全球决策者的主流意见是大刀阔斧的财政紧缩。好在目前，同时关注紧缩和增长的思潮开始渐占上风，IMF态度转变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今年秋季年会期间，IMF改口承认紧缩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比早先估计的要大，财政紧缩乘数大约在0.9~1.7，而非此前估计的0.5。

经验研究显示，和60%的水平相较，债务超过100%后到达峰值并趋于稳定和下降的概率更高，也许我们已经度过了最糟的时刻。充分考虑财政乘数的杀伤力，有助于在理念上远离“财政悬崖”。而在大西洋两岸，无论是得以留任的伯南克，还是智勇双全的德拉吉（两位都是我们的年度金融风云人物），都手握“非常规超宽松”的工具箱，走出这一轮债务困局，2013年也许会是元年。

经济平等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用“中国式”的解决方案，在维持相对高速经济增长（年均7%）的同时，化解可能动摇大地的“不平等”问题。

同样，“不平等”也是全球的难题。经济学家的估算显示，在过去200年的历史长河中，度量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目前处于最高水平，大约在0.65。如果看看2010年最高收入1%群体手握的财富，从美国（20%）、英国（15%）、瑞典（10%）到中国、印度，数据都令人错愕。而从各国的基尼系数（2010年）看，从南非（0.6）、巴西（0.5）、中国（0.4）到美国（0.4）、印度（0.35），情况同样令人担忧。

更重要的是，关于收入差距的主流思潮正在发生逆转。多年以来，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在1955年提出的倒U形的“库兹涅兹曲线”主导了学界主流。然而，进入21世纪，经过全球化的现代演绎，在经验观察中，倒U形曲线似乎正在被一个“N形”曲线所取代。

然而，正如经济学家卢卡斯在2003年指出的那样，“在危害经济学的所有倾向中，最具诱惑力和毒性的莫过于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也正如我们的联席秘书长殷剑峰博士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收入差距的重点在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其解决有赖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而中国真正的不平等来自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以及特权阶层/非特权阶层，若不能真正下决心推动公共财政、国有部门和政府的一系列改革，简单靠金融和数字游戏来提高收入水平，尽管和者甚众，但终将会被证明是一剂毒药。（作者系《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2012CFV专家顾问委员会联席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