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站在2012年年底。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时刻。
好消息是:世界末日没有来临;中国正站在短期周期性的谷底;若能较好地处理短期和中长期的财政难题,美国真正的经济复苏或许已经近在咫尺。
坏消息则是:欧洲依旧面临高度不确定的未来;过去10~20年发达市场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在某种意义上共享的“大稳健”时代,如果不是永远,至少也是阶段性地“斯人已去”,高债务、过度监管可能导致的“金融压抑”会持续数年;最重要的,若没有新生的TFP(全要素生产率)注入,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迅速进入衰减区间。
从历史的长河看,2012年将是关键的一年。巧合的是,2012年11月,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以不同的方式迎来了自己的新任领导人,他们将怎样书写手中的增长函数和制度变量,将决定整个世界的未来。
债务重担
两位领导人分别面临着各自的“不幸难题”。对于美国而言,难题在于如何化解债务重担。在这一点上,显然,美国不乏来自其他发达经济体的“难兄难弟”。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其债务/GDP水平目前已接近110%。按照IMF的估算,在2014~2015年之前,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不会抵达峰值。而这还不包括日本。
如何评估今天的债务水平?你可能会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债务重担。事实上,在过去100年的历史长河中,发达经济体最高债务水平出现在二次大战期间,债务/GDP高达120%,目前仍是“小巫见大巫”。
危机以来,全球决策者的主流意见是大刀阔斧的财政紧缩。好在目前,同时关注紧缩和增长的思潮开始渐占上风,IMF态度转变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今年秋季年会期间,IMF改口承认紧缩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比早先估计的要大,财政紧缩乘数大约在0.9~1.7,而非此前估计的0.5。
经验研究显示,和60%的水平相较,债务超过100%后到达峰值并趋于稳定和下降的概率更高,也许我们已经度过了最糟的时刻。充分考虑财政乘数的杀伤力,有助于在理念上远离“财政悬崖”。而在大西洋两岸,无论是得以留任的伯南克,还是智勇双全的德拉吉(两位都是我们的年度金融风云人物),都手握“非常规超宽松”的工具箱,走出这一轮债务困局,2013年也许会是元年。
经济平等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用“中国式”的解决方案,在维持相对高速经济增长(年均7%)的同时,化解可能动摇大地的“不平等”问题。
同样,“不平等”也是全球的难题。经济学家的估算显示,在过去200年的历史长河中,度量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目前处于最高水平,大约在0.65。如果看看2010年最高收入1%群体手握的财富,从美国(20%)、英国(15%)、瑞典(10%)到中国、印度,数据都令人错愕。而从各国的基尼系数(2010年)看,从南非(0.6)、巴西(0.5)、中国(0.4)到美国(0.4)、印度(0.35),情况同样令人担忧。
更重要的是,关于收入差距的主流思潮正在发生逆转。多年以来,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在1955年提出的倒U形的“库兹涅兹曲线”主导了学界主流。然而,进入21世纪,经过全球化的现代演绎,在经验观察中,倒U形曲线似乎正在被一个“N形”曲线所取代。
然而,正如经济学家卢卡斯在2003年指出的那样,“在危害经济学的所有倾向中,最具诱惑力和毒性的莫过于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也正如我们的联席秘书长殷剑峰博士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收入差距的重点在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其解决有赖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而中国真正的不平等来自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以及特权阶层/非特权阶层,若不能真正下决心推动公共财政、国有部门和政府的一系列改革,简单靠金融和数字游戏来提高收入水平,尽管和者甚众,但终将会被证明是一剂毒药。(作者系《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2012CFV专家顾问委员会联席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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