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跨境使用

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是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再次提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任务。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再由此上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过去十年间，党的重要会议文件中多次出现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内容，充分表明中央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明确的，决心是坚定的。

回顾过去十年尤其是十七大以来的五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重要进展，可兑换水平明显提高。在直接投资方面，无论是外国直接投资（FDI）还是境外直接投资（ODI）都基本实现了可兑换。在跨境证券交易方面，2002年开始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2006年推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机构数量和投资额度逐步增加。在跨境信贷方面，2009年允许企业在限额内向境外放款，2010年放开中资企业借用短期外债。总体上看，顺应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程度不断提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本项目交易分类标准（共7大类40项），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实现部分可兑换的项目为17项，基本可兑换的8项，完全可兑换的5项，合计占全部交易项目的75%。

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有弹性的制度安排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我们理解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和内涵要求又有了新的进展。

首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日益融入全球化，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经济大国。近年来，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融入全球经济步伐的加快，我们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的范围内实施资源的配置，不仅包括生产和技术研发资源的配置，还包括金融资产的配置，以更好地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在客观上对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了要求。

其次，中国各项改革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更加成熟。早前学界对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四大条件谈论较多，即宏观经济稳定、金融监管完善、外汇储备充足、金融机构稳健。从我国情况看，十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也有新的提升，取得显著成效；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机构改革取得重要突破；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利率市场化改革向前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完善。基本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础进一步夯实，条件更趋成熟。

第三，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上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进行重新审视，对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与风险防范的统筹安排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国际上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概念和尺度也发生了变化。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有弹性和调整空间的制度安排，而非“非黑即白”的选择。目前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并没有权威、精准的标准。即使那些宣布已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对跨境直接投资、不动产和证券市场交易仍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在资本流动出现异常时，也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加以控制，如征收资本交易税等。因此，目前有一个基本共识，一国实现可兑换后，仍可从短期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外债管理、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等方面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监测和必要的管理，当资本流动大幅动荡时，仍可采取临时性特别措施，以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稳定。

当前重点为跨境人民币业务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求我们在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有新的进展和实质性的推进。

过去我们将可兑换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交易环节，一个是汇兑环节。如果从可兑换的实质就是开放这个角度看，这两方面内容应该是一致的、统一的。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可以自主决策是否到境外投资，自主决定使用何种货币进行投资，因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是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兑换的核心是在开放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而不是简单的放开交易或汇兑管理问题。

原来把可兑换分成交易和汇兑两个环节，有一定的背景。一直以来，我们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一个很大的担忧，就是担心外汇的大进大出对国内经济金融稳定带来风险和冲击。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发生的危机看，这一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货币错配的风险，在国家层面、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都可能发生。二是外汇供求发生严重矛盾。外汇短缺导致债务违约、破产，产生外债偿付风险。但在我国，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正在逐步进行，汇率灵活性逐步扩大，应对外部冲击的弹性增强；另一方面人民币开始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通过本币实现的交易开放，可以有效减少或规避外汇资金错配和供求矛盾等货币风险。因此，有序放开人民币跨境资本项下业务，可以使可兑换的步伐在稳的基础上迈得更大一些。

例如，近期有关部门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境内证券市场的额度增加了2000亿元人民币，达到2700亿元，这一规模已经高于QFII实施十年来批准的全部外汇投资额度。再如，在境内债券市场开放方面，2010年8月开展境外三类机构使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目前境外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金融组织、港澳人民币清算行和境外参加行、境外保险机构等投资境内债券市场的额度规模已近4500亿元人民币。此外，国务院批准深圳前海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香港的银行对设立在前海的企业或项目发放人民币贷款。

实际上，本币资本项目跨境业务本身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内容。当本币为弱币时，跨境交易偏好使用外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以汇兑环节为主，主要是逐步开放本币与外币间的转换。当本币走强，资本项目下的交易也会更多地使用本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会更加集中于交易和市场的开放。

从我国情况看，当前可将大力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作为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实践。在继续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方面，始终坚持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渠道，实现人民币跨境以及在境外的良性循环；在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扩大市场的开放；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清算体系；进一步拓展双边货币合作的领域和范围；继续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更加注重保持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这是抵御资本大规模冲击的基础。

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中，封堵型管制措施的效率和效果会下降，包括宏观审慎政策和价格工具在内的宏观政策应当在保持经济金融稳定、引导资本流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必须更加强调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一个稳健有活力的金融体系和更加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可以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承受风险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我们必须更加重视改革措施和相关政策的协调，使利率汇率等市场化改革与可兑换的推进协调配合，发挥更大的改革合力，减少可能产生的风险。（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本文根据作者在2012第一财经年会·金融峰会上的讲话整理，小标题为编者加，经阅定）